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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改委近日發出通知，批準重慶市和成都市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國家發改委要求重慶市和成都市從兩市實際出發，根據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驗的要求，全面推進各個領域的體制改革，并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率先突破，大膽創新，盡快形成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機制，促進兩市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也為推動全國深化改革、實現科學發展與和諧發展發揮示范和帶動作用。有關人士指出，中西部地區是中國相對不發達地區，在中西部選擇具有重大影響和帶動作用的特大中心城市設立國家統籌城鄉發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對重大政策措施先行試點，凸顯了國家在新的歷史時期加快中西部發展、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決心。 “新特區”要實現城鄉統籌三個突破 　　總之，在“深水區”中航行，既需要改革的勇氣，也需要改革的智慧。不僅重慶、成都二地，其他未獲得“特區”政策的地域，也應積極探索城鄉統籌規劃問題。[詳情] 新特區的重頭戲在于還農民公平 　　中央批準成渝兩地為“新特區”，意義重大。顯然，成渝兩地進行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驗，不只是中央給錢給政策，更要求成渝兩地政府不負厚望，進一步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突破省市界限，打破無形壁壘，統籌城鄉發展，在更大范圍內優化配置資源。[詳情] ·徐云鵬：成渝新特區，小康新樣板 ·讓“新特區”真正成為改革的領頭羊 ·新特區：中國市場經濟的一場更深刻、更全面的改革 ·綜改試驗區=新增長極？ 新特區只有依靠市場才能成功 　　此次再設特區是讓市場與地方政府擁有更多的發言權，只有用市場資金配置使財產增值，才能實現農民保障與農村人口的充分就業。城鄉一體化并非剝奪農民的土地。[詳情] 新特區是起點而非終點 　　這些年，許多地方受夠了體制之累，以為一旦擺脫了體制之束，就能如雄鷹一樣振翅高飛。事實上，絕非如此。小到一企，大到一區域，影響發展的因素良多。“新特區”只是給重慶、成都乃至整個西部高飛提供了一種可能，具體怎么做，關鍵還是要看自己怎么走。[詳情] ·最大收獲：解放思想的政策“武器” ·“特區經濟”與區域競爭 ·從成都重慶成新特區喜看黨執政理念的轉變   城鄉統籌成都碩果累累 　　成都從2003年起大力實施的城鄉統籌戰略，終于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昨日，成都市委、市政府公布了一組數據，展示了成都四年“磨劍”所取得的輝煌成績。這組喜人的數據，也充分說明了為何國務院會肯定成都，批準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65.8% 2006年，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750億元，比2002年增長65.8%； 　　2.61：12006年全市農民人均收入達到4950元，比2002年增長了45.2%；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2002年的2.66：1縮小到2006年的2.61：1，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得到遏制； 　　27萬全市共規劃建設600個農村新型社區。截至2006年底，近27萬農民住進了城鎮和農村新型社區； 　　20個四年來，成都以推進工業向集中發展區集中為重點，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將原規模小、布局散的116個工業開發區，調整歸并為20個工業集中發展區。20個工業集中發展區已粗具規模，集中度達59.9%。[詳情] 上海VS成渝 　　在上海成為國內第一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地區之前，浦東經過改革開放15年，創造了高GDP、工業總產值、外貿進出口總額和利用外資總額，浦東財政總收入首次突破400億元。經過15年的努力，浦東的經濟總量已經突破2100億元，占上海全市的1/4；進出口總額突破900億美元，占長三角地區的1/4；累計利用合同外資突破300億美元。[詳情] 孫久文:成渝“新特區”是市場經濟的一場更深刻改革 　　中國人民大學區域經濟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孫久文認為，成渝成為中國的“新特區”是市場經濟的一場更深刻改革。 　　在分析“新特區”與老特區的區別時，他指出主要有三點：首先是背景和目的不同。老特區是在當年計劃經濟背景下設立的、有著為改革計劃經濟體制探索道路的目的；“新特區”是在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確立的背景下設立的，其目的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詳情] 林凌：成渝將極大推動西部經濟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林凌表示，成都能夠獲勝不是意外，成都從03年就開始做這個方面的準備。在這10年中，經濟增長數度加快，城鄉差距逐步縮小。在城鄉差距的比例上為1∶2.8。[詳情] 陳維：上海“長三角經濟龍頭功不可沒”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維表示，在上海浦東成為國內第一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區，在這幾年中，取得的最大的成果，體現在達成了共識、形成了比較完善的行動方案。他指出，上海的配套改革的主要用意還是在于解決體制的問題。“當然，在長三角上海經濟的龍頭作用和輻射帶頭作用還是功不可沒的”。[詳情] 湯敏：應積極采取措施發揮金融工具的作用 50人論壇成員、亞洲開發銀行駐華代表處副代表兼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則建議，西部應該加大城市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的改革，實行金融創新，大力發展農村銀行、城市商業銀行。成都在城鄉統籌的探索實驗過程中，應積極采取措施發揮金融工具的作用，如果能在這個方面早走一步先走一步，成都的城鄉統籌就應該能發展得更好。[詳情] 楊偉民：中國改革、發展到現在，設立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符合改革的大方向 　　一是加快建立改變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機制的需要。二是探索建立構建和諧社會體制的需要。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影響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體制障礙。三是探索中西部地區發展模式的需要。中西部地區很難完全按照東部地區依靠外需來帶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在內外需失衡、消費投資失衡的情況下，中西部地區應走出一條新的發展路徑。 　　從成都和重慶的調研來看，兩市具備設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經濟基礎和區位條件，可為全國積累經驗，提供示范。[詳情] 中央戰略新部署催生成渝新特區 因素一：中央戰略轉移催生新特區 　　“重慶、成都設‘新特區’是中央深化改革、加快推進西部大開發的重大戰略部署轉移。” 　　重慶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蒲勇健：新特區，向東將承接沿海發達地區產業轉移；向西，則是帶動中西部統籌發展的范本。[詳情] 新特區有望帶給重慶六大利好 　　中央財政在一定時期內對新特區給予專項補助，如在天津，中央財政對濱海新區開發建設5年內每年給予10億元專項補助，同時還可得到稅收、銀行貸款等方面的支持。 　　重慶地方財力較弱，可以爭取在上繳中央財政的增量部分，實行先征后返，這樣5年下來有400億左右。另外，三峽工程發電獲利可返部分資金給重慶，今后南水北調一旦取水重慶，也可望獲得資金支持。有了這些資金，重慶可在生態環境保護及農業方面增加投入。[詳情] 新舊特區四大不同 　　第一個不同在于發展思路和方法不同。曾國平說，設立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主要目的是讓“一部分人先富或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而作為“新特區”，目的是解決共同富裕，實現公平。[詳情] “新特區”·背景 “從舊到新” 28載“特區”路 　　隨著重慶成都成為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新特區”、“上海浦東”、“天津濱海”等詞也成了近日熱度最高的“關鍵詞”。 　　從1979年“特區”一詞首次面世至今，中國特區的發展路程，已經濃墨重彩地書寫了28載。 深圳：特區“破冰” 　　據《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謎》一書記載，1979年4月，鄧小平同志與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長習仲勛商討開放事宜，提出在深圳建立一個新的開放區域，全力引進外來資本，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并且建議這個開放區域就叫“特區”。[詳情] 　　《中國青年報》則發表專門的評論員文章說，“批準成渝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中央加快推進西部大開發的重大戰略部署。” 　　《重慶日報》說，重慶二元結構矛盾突出，大城市大農村并存，“小馬”拉“大車”，使得重慶推進城鄉統籌發展任重道遠。如何攻堅克難，通過積極有效的探索闖出一條未來發展的新路子，是當前迫切需要破解的重大課題。 　　四川新聞網報道說，在成都市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獲批后，成都市下一步將重點在統籌城鄉規劃、建立城鄉統一的行政管理體制、建立覆蓋城鄉的基礎設施建設及其管理體制、建立城鄉均等化的公共服務保障體制、建立基層自治組織、統籌城鄉產業發展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率先突破。 　　《成者商報》引述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的話指出，就目前來看，中國的國情還是城市人口少于農村人口，用比較少的人去帶動比較多的人難度是很大的。因此這是一個逐步的、漸進的過程。必須把握好社會經濟發展每個階段的特征，在工業化、城鎮化的初始階段，要靠農業、農村、農民提供積累，這是很多國家都沒法避免的階段。但要把握好一點，當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就要實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方針。從總體上看，現在中國相當多數的地區已經進入了這樣一個階段，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現在開始具備解決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基本條件，這就為破解“三農”難題提供了更廣闊的舞臺——不再是就農村論農村，就農業論農業，而是在城鄉統籌的大背景下去考慮這個問題。[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