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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舊到新” 28載“特區”路
隨著重慶成都成為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新特區”、“上海浦東”、“天津濱海”等詞也成了近日熱度最高的“關鍵詞”。
從1979年“特區”一詞首次面世至今，中國特區的發展路程，已經濃墨重彩地書寫了28載。
深圳：特區“破冰”
據《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謎》一書記載，1979年4月，鄧小平同志與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長習仲勛商討開放事宜，提出在深圳建立一個新的開放區域，全力引進外來資本，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并且建議這個開放區域就叫“特區”。
據了解，從1980年到1990年十年間，我國一共設立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等五大經濟特區，以及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洲三大沿海經濟開放區。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秘書長、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肖金成指出，當時設立特區的目的是為了吸引外資，進行產權多元化的嘗試。深圳特區為中國全面打破計劃經濟、建立市場經濟進行了意義深遠的探索。
上海浦東：首個“新特區”
1990年4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宣布開發開放上海浦東。從1990到2000年十年間，浦東開發開放取得了重大進展，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外向型、多功能、現代化的新城區。1999年，浦東完成國內生產總值800億元，比1990年增長了12倍。其中，金融保險業增加值從3億元上升到134億元，增長40多倍；高新技術工業產值達450億元，增長44倍。金融貿易、高新技術以及現代工業的崛起，使浦東成為上海跨世紀發展的新的經濟增長點。
2005年6月21日，國務院正式批準浦東進行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點，成為全國首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因為有別于此前的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人們將“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俗稱為“新特區”，上海浦東，也成為了中國特區“從舊到新”的最好見證。
關于中國特區“從舊到新”的轉變，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理事長李羅力曾撰文指出，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改革主要任務是破除長期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桎梏，因而具有明顯的“紅利性”。無論是農村改革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還是城市改革中的經濟主體多元化，放開空間讓外資進入、讓私人經濟發展，以及對企業放權讓利等，都直接可以解放生產力，讓老百姓生活得到明顯的改善，很容易帶來普遍的看得見的好處。
李羅力認為，在中國加入WTO的背景下，這種局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改革開放20多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以及各種矛盾的積累，已經出現了新的利益主體多元化的格局，致使現在的改革不但已經沒有了明顯普遍的“紅利性”，而且往往是一項改革措施出臺如果使一部分人群受益，就會使另外一部分人群受損。
從這個意義上說，現階段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注重在發展和前進中調整社會利益關系，力求改革讓盡量多的人群受益，而使盡量少的人群受損。所以，當年的特區優惠政策已喪失了特殊性，老特區的使命已經終結。
一個新的階段
2006年5月26日，國務院通過《關于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將濱海新區列為繼上海浦東新區之后的全國第二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06年8月31日，國務院批準設立天津東疆保稅港區，允許東疆港區借鑒國際慣例在通關、外匯、物流、貿易、稅收等多個領域先行先試，成為我國對外高度開放的示范區。此外，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外國專家局也在企業稅費、引進國外智力等方面給予了濱海新區相關政策支持。
“政策導向是加速一個地方發展的最為有力的助推劑，我國從特區到開發區，與其他地區的不同就是在政策。”今年兩會期間，一些與會代表、委員分析說，我國經濟發展的投資拉動特點十分明顯。此種形勢下，政策扶持意義重大。
李羅力認為，改革已由過去主要是針對效率低下的計劃經濟體制重點突破式的改革，發展到今天按照科學發展觀全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全方位的改革；由注重經濟增長效率和發展速度的改革，步入到了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改革。
李羅力表示，現在改革已經基本完成了破除原有計劃經濟體制桎梏的任務，改革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