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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務院批準，重慶市和成都市日前被正式確立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是繼上海浦東新區和天津濱海新區之后，我國誕生的第三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是中國在新的歷史時期加快中西部發展，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戰略部署。（6月10日《中國青年報》）
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又被稱為“新特區”，以區別于改革開放初期設立的深圳等經濟特區。“新特區”被認為是中國新的改革開放前沿陣地。
“特區”設立日，歡呼聲四起；雖非西部人，也關心西部事。國家的強大有賴于整體的強大，西部發展如何，直接影響著我國現代化的步伐。我們有理由為重慶、成都乃至整個西部高興。然而，在高興之余，我們似乎不必回避一個敏感的問題：那就是取得了體制優勢的重慶、成都，能否迅速跑到全國前列？
據悉，廣州、武漢、沈陽等多個城市都曾提出申請，“新特區”爭奪進行得異常激烈。爭“新特區”，其實爭的是體制優勢，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是“權”。相比于過去某些地方向中央要錢，這無疑是一個進步。事實也證明，體制的放活，機制的解放，對一地之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然而，重大意義未必是決定性的意義，更非惟一意義。一個地區的發展，取決于多種因素。就跟企業一樣，產權制度改革只是提供了一個可能，而不是必然。有的未改制國企依然在市場里游得歡暢，有的已改制國企依然在市場里處處觸礁。
浦東新區為何能迅速發展？在“新特區”體制優勢之外，我們還應該看到它所具有的“先天”基礎。它身處上海，具有“先天”的人才、技術、資金優勢。而且，它的背后有江浙兩省作支撐。應該說，浦東的發展，是上海的發展，是整個長三角的發展。實事求是地說，另一個“新特區”天津濱海新區，無論在發展的速度還是對周邊地區的拉動上，與浦東新區相比，都有所不及。這也表明，體制優勢未必迅速轉化為發展的勝勢。從某種程度上說，對于重慶、成都而言，在“新特區”的競爭中勝出，只是起點，而非終點。
這些年，許多地方受夠了體制之累，以為一旦擺脫了體制之束，就能如雄鷹一樣振翅高飛。事實上，絕非如此。小到一企，大到一區域，影響發展的因素良多。“新特區”只是給重慶、成都乃至整個西部高飛提供了一種可能，具體怎么做，關鍵還是要看自己怎么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