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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重慶市和成都市獲準進行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重慶與成都一起成為中國繼上海浦東新區和天津濱海新區之后改革開放的“新特區”。(6月10日《新京報》)
中央批準成渝兩地為“新特區”，是繼續推進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大手筆，戰略意圖明顯：發揮成渝兩大城市的西部大開發龍頭作用，通過積聚川渝兩省市經濟總量六成多的成渝經濟圈帶動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通過兩地尤其是具有典型城鄉二元結構的重慶，進行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驗，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破解制約西部乃至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難題。
成渝“新特區”，如何不負厚望，演好統籌城鄉協調發展這出重頭戲？
我認為關鍵在解決“三農”問題，而解決“三農”問題的重點有三：首先是通過進一步解放思想消除傳統重農思想的束縛。中國傳統的重農思想是重稅，即重“民力”，輕“民利”。新中國建立50多年，我們國家一直提“縮小城鄉差距”口號，但幾十年來，實際一直向農民索取，并沒有跳出傳統的重農思想。這突出表現在：大量征地，空前規模地強占農民土地，拆農民老屋，強占農民耕地，逼農民遷移，陷大批農民于貧窮的境地；農民工進城，進行的卻是不平等交換，為國家和城市作了貢獻，收入卻極低，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也要自己來承擔，這使得城鄉之間差距越拉越大。有資料顯示，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實際上高達6∶1的比率。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城鄉收入之比為1.5∶1，超過2∶1的極為少見。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統籌城鄉發展，因此必須依照“窮人經濟學”的思路，從根本上打破傳統重農思想，樹立起嶄新的重農觀，從重“民力”輕“民利”，向既重“民力”又重“民利”轉變。
其次是通過改革把農民從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中解脫出來。計劃經濟體制下實行一些政策，導致中國產生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二元社會結構問題，讓農民陷于傳統體制束縛和制度歧視的困境。有學者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研究認為，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在國民待遇方面有14個不一樣，體現農民與其他階層公民身份差異的各種限制性規定多達47種。毫無疑問，正是這些“不一樣”和“限制性規定”，使農民喪失了憲法賦予的平等的公民權利，成為游離于城鄉邊緣、城不城鄉不鄉的“二等公民”。如此“城鄉分治，一國兩策”，實質上是一種治國上的“雙重標準”，極不利于農村和農民，也使中央確立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和一系列補農、扶農、惠農、富農的政策難以落到實處。通過改革從根本上打破二元社會結構，因此，消除農民遭受的制度性歧視，尤其是保障農民平等的受教育權、就業權和社會保障權，就成為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問題。
再次是通過土地制度改革保障農民土地使用權，實現土地合理流動。農民問題和農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農民一生惟一的生存保障是土地。所以有此一說，“土地定，天下定”。但我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必然導致農村和農民成為犧牲者。中國現行土地權利基本構架有兩大特點：一是“公有私用”，憲法規定實行土地公有制，不存在私人土地所有權；二是“雙軌并行”，國家土地所有權與集體土地所有權并存、國有土地使用與集體土地使用權并存，但二者地位并不平等。只要是“國家需要”(其實更多是地方政府需要)就可通過征地將農民的土地轉給城市土地使用者。征地的結果，是農民既喪失當期農業收益，也失去未來的生存保障。數額可憐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不足以保障未來生存。與此同時，政府所征地地價成倍甚至數十倍增長，所得差價收益全部入了政府和開發商的腰包。改革土地制度，從法律上嚴格限制國家征用權，保障農民土地使用權，確保土地合理流動，與通過改革消除農民遭受的制度性歧視一樣，是統籌城鄉發展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中央批準成渝兩地為“新特區”，意義重大。顯然，成渝兩地進行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驗，不只是中央給錢給政策，更要求成渝兩地政府不負厚望，進一步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突破省市界限，打破無形壁壘，統籌城鄉發展，在更大范圍內優化配置資源，避免國內一些經濟圈已出現的大城市“回流效應”超過“擴散效應”的“虹吸”現象，真正成為帶動中西部發展的中國的新經濟增長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