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更重要
這是中國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在北京幾次會議上一再說，改革的重點應當放在初次分配，不要把二次分配作為重點。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初次分配更重要。
有四點理由：一、農民必須有產權，有產權才有積極性，才有財產性收入。
二、受雇方跟雇傭方必須有對等的談判。今天中國初次分配不行，因為出來打工的農民是單個的，城里的人也是單個的。而雇用他們的是大企業，農民出來打工，城里人出來打工，都是弱者。而雇他們的大企業是強勢，談判地位是不均等的。而工資水平制定由強者說了算，這就是初次分配的問題。這種問題西方國家也有，但它有工會組織。工會組織替弱者說話，這樣力量就強了。在中國，工會管嗎？有看到過工會替農民工討工資嗎？沒有。所以這個要改，如果這個不改，始終是強者和弱者處在不平等的地位上。
三、農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制品或者是牛羊肉。他們也是弱勢，采購商是強勢，由他來定價格。在西方國家有農會，或者叫農民協會，以及力量強的聯社，中國也需要農民專業合作社或者聯社組織，這樣才行。
四、教育制度要改革。中國的人均教育經費城鄉是不平等的。農民的義務教育，校舍比城里差，師資比城里的弱，設備也不如城里，農民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習質量差。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不正確的現象，就是職業世襲制。農民工的孩子還是農民工，他的孫子將來也可能還是農民工。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收入初次分配就有問題。教育體制要改革，要加大農村的教育經費。好學校辦在城里，農村的孩子到城里來，學校免費讓他住，這樣就可以解決。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二次分配的重要在于社會保障體制，城鄉一體化，這是二次分配最重要的地方。二次分配最大的問題，城鄉社會保障體制，城鄉一律平等，這個很重要。
中央文件說“適當的時候推出遺產稅”，從長遠來說是可以的，但不容易。實行遺產稅的第一條，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家庭財產登記制度，這需要準備相當長的時間。中國跟西方國家不一樣，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社會已經200年了，它那些大家族已經傳了很久，它的董事長、總經理，很多都是年紀大的，甚至有七八十歲的。中國不一樣，中國老人沒什么錢，計劃經濟下生活了一輩子。中國的管理者40多歲，50歲的也有，他不知道死了會收多少稅，如果他知道這個消息后，他轉移了怎么辦？因為很多地方是不收遺產稅的。香港原來收，后來就取消了。稅率多少？門檻多少？都必須研究得清清楚楚。
而且這當中不要造成兩個惡果：一個是資本外流；二是人生前不投資了，就揮霍、浪費。這樣都不利于經濟。中國需要培育中產階級，要把分配結構搞成橄欖形的，兩頭小、中間大。中產階級不是根據收入水平定的，根據多年經驗，中產階級有三個條件：第一當然是有穩定的職業，穩定的收入；第二要有一定的知識水平；第三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這樣的話，中國更多的中等收入比重，在全國人口中就會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