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那瓜熱浪襲人，氣溫超過38.8攝氏度，大家都熱得虛脫了。當天持續時間最長的講話，自然是菲德爾·卡斯特羅發表的演講。卡斯特羅政府同桑地諾支持者一道，推翻了索摩查政權，并為尼加拉瓜新政府提供軍事和技術援助。奧爾特加的講話同卡斯特羅的差不多一樣久。
多年以后，丹尼爾·奧爾特加于2007年再次當選尼加拉瓜總統，這是后話不提。
慶祝活動后，奧爾特加要我幫他一個忙，問我能不能同卡斯特羅見面聊一聊，改善古巴同全球金融界的關系。因此，我和卡斯特羅見了面，就我們兩個人，喝著咖啡，抽著古巴產的高希霸雪茄，談了一個小時。高希霸是卡斯特羅較為偏愛的雪茄，能同他一起抽上一支高希霸雪茄，也算是一種特權了。他跟我說，當初推舉切·格瓦拉（Che
Guevara）出任古巴央行行長，是個錯誤的決定。拉美地區流行著一個笑話，有人甚至堅信確有其事。這則笑話說的是，在攻下哈瓦那之后，卡斯特羅召集他的部下，問道："你們誰是經濟學家？"格瓦拉聽錯了，以為卡斯特羅問的是"你們誰是共產黨員"，結果他舉起了手。
卡斯特羅希望得到關于重組古巴外債方面的建議。他說，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洲開發銀行的援助是不對的。他還表示已經提醒奧爾特加，不要效仿古巴的做法，不要拒絕國際援助。
問題是古巴能做什么呢？卡斯特羅上臺執政前，美國的銀行就已經被收歸國有了，但是古巴對加拿大和歐洲的銀行（主要是一些西班牙的銀行）仍有未償債務。蘇聯人是不會幫忙的。古巴需要減免債務，即需要銀行同意免除其債務或對其債務進行重組，這跟信用卡持卡人要求降低還款額差不多。
我給卡斯特羅的建議是，處理債務問題要有條不紊，要同相關銀行的代表一道解決問題，維護古巴在國際資本市場的聲譽。就在那時，卡斯特羅和我打賭說，我絕對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債務重組問題同尼加拉瓜達成一致。他還給出了一個日期。
我跟他打賭說我能辦到。
他說如果我能辦到，他會送給我一盒他個人的高希霸雪茄。
同年晚些時候，我們終于敲定了同尼加拉瓜之間的交易。在歷時數月的艱難談判中，我們的爭論不僅涉及本金和利率，也牽扯到原則和意識形態。終于，在一天晚上，談判取得了突破。所有人都聚集在我們中美洲地區總經理的套房內，當時由于危地馬拉正在打內戰，我們中美洲地區的總經理臨時將辦公地點搬離了在巴拿馬的辦公室。經過一整天的工作，套房內的人們有些焦躁不安。為了讓大家高興一些，也輕松一下，美林的談判代表講起了笑話，結果大家都被逗樂了。當我們放松得差不多時，有人說道："嘿，這是我們公開達成的交易，那就開始執行吧。"這樣，疲憊不堪的談判代表們就在套房內達成了一致意見，交易得以執行。
在我有印象的重組案例里，這是我們第一次同意將5.82億美元的利息和本金支付延期，并將本利償還期定為12年。通常來說，重組的期限是7年。在巴拿馬城舉行的簽字儀式上，尼加拉瓜的代表用高仕牌金筆在協議上簽了字。簽字前，尼加拉瓜方面的律師在筆上刻下了這樣的話：
Firmar me haras
Pagar
jamas
意思是："你可以讓我簽字，但是你無法讓我付錢。"這句話最終變成了事實，尼加拉瓜沒有遵守協議規定。但是在簽字的當晚，尼加拉瓜代表們還是抽著雪茄，真心地慶賀了一番。
那時，我還想起了卡斯特羅的承諾，但是他卻沒了音訊。
幾年過去了。1986年2月，《機構投資者》雜志刊登了一篇題為《債務危機中的戰地元帥》的文章。文章回顧了我同尼加拉瓜人的交易，以及此后我為其他拉美國家設計的債務重組計劃，文章還提到了卡斯特羅的賭注。
一個月后，古巴駐聯合國大使給我打了個電話。他要給我一盒高希霸雪茄，說是卡斯特羅的一點心意。我們約定在我位于公園大道第5層的辦公室見面。我邀請我的律師約翰·米勒德一起參加，他能講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是我談判時的律師。我不知道見面后會是怎樣的一番情景。大使來的時候，胳膊底下夾著雪茄，還帶了一位助理，我肯定那位助理是情報人員。大使把雪茄遞給了我，自信十足地說："卡斯特羅一向很守信用。"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盒雪茄代表的是一種肯定。是對大膽發揮領導作用、試圖讓尼加拉瓜重返國際銀行業的肯定，也是對反對桑地諾支持者武力威脅、堅持在中立基礎上談判的肯定。
在中東和以色列
有時候，在做出一個同所有人意見相左的決策時，你不得不大膽一些，要相信你的決策是正確的，最終一切都會迎刃而解。
故事發生在1994年10月31日，我那時正在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出席由世界經濟論壇和對外關系委員會贊助的卡薩布蘭卡峰會，即中東──北非經濟首腦會議。包括我在內的部分參會人員，同時任以色列外交部長的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共進了早餐。佩雷斯曾于20世紀80年代擔任以色列總理，1995年再次當選以總理。那時，佩雷斯剛剛促成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阿拉法特簽署了《奧斯陸協議》（以色列和巴解組織間第一份直接協議），《奧斯陸協議》是雙方秘密對話的產物。當時人們對中東地區的局勢發展持樂觀態度，認為中東地區的和平進程、經濟發展和業務拓展都存在機遇。因此，在卡薩布蘭卡的那頓早餐上，我向佩雷斯表示，花旗銀行有興趣在以色列開展業務。
我第一次去以色列，是在1992年作為30國集團代表。30國集團是一個由各國學者、央行行長、財政部長及金融界人士組成的組織，對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全球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做出分析。以色列央行行長雅可布·弗蘭克爾（Jacob
Frenkel）陪同我們考察了以色列，并促成了我支持的會議召開。憑我的直覺，如果花旗銀行能在以色列開設分支機構，那里還是有業務機會可供我們發掘的。
直到兩年后，在摩洛哥同佩雷斯共進早餐的時候，我才有機會提出在以色列設立機構的想法。
"最好是銀行，而不是坦克。"佩雷斯說。他就愿意諷刺別人。
我同佩雷斯就我會見阿拉法特主席一事達成了一致意見。于是我會見了阿拉法特，并告訴他我們考慮在中東地區尋求更多的業務機會，拓展在該區域的網絡布局。阿拉法特建議我們將業務拓展至安曼，并在約旦河西岸成立一家分支機構。我只向他承諾，將會更多地參與到中東地區經濟發展當中，包括讓花旗在黎巴嫩的機構重新開業，該機構曾因1987年黎巴嫩內戰而關閉。我鼓勵他將巴解組織和以色列的和解關系保持下去，并明確表示，在以色列設立機構是有可能的，這一點毋庸置疑。我還和他講，他應該發動全世界流亡的巴勒斯坦人為巴勒斯坦籌資，就像以色列當初號召流亡在外的猶太人那樣，而不要太過于依賴官方援助。
此次卡薩布蘭卡峰會的另一項積極進展是我同埃及的一些企業家見了面，其中包括沙菲克·加伯爾（Shafik
Gabr）。沙菲克·加伯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埃及企業家，掌管總資產達數十億美元的阿托克集團，也是1982年在開羅成立的美國商會創始成員之一。同這些埃及企業家會面的意圖，是希望如果美國和埃及的企業家能夠一起制定出一份計劃，幫助推動貿易自由化、促進經濟發展，并推動彼時針對埃及封閉經濟的改革，將有助于在整個中東地區形成推動和平與發展的氛圍。最終，我們會面的結果是美國──埃及總統委員會的成立。美國──埃及總統委員會是一個私營企業團體，由美國和埃及主要集團企業各派出10位代表組成，我是該委員會的創始成員之一。美方首席代表為副總統阿爾·戈爾，埃方則為總統穆巴拉克。我在摩洛哥期間，以色列《國土報》（《國土報》是以色列歷史最悠久的日報，讀者主要為以色列的精英階層）的一位記者問我，花旗銀行是否考慮在以色列設立機構。
"為什么不在以色列開設分支機構呢？"
《國土報》的記者問我。
我告訴她我正在考慮此事。以色列的報紙對此消息予以報道，一些主流通訊社也予以轉載。
當我回到花旗位于紐約的總部時，我的一些同事對我在以色列設立機構的想法表示擔憂。他們尤為擔憂的是，此舉可能會對我們與一些阿拉伯國家之間的關系造成負面影響。阿拉伯國家中，當時只有埃及和約旦同以色列建立了外交關系。阿盟于1948年起對以色列進行經濟孤立，禁止阿拉伯國家同以色列之間的商務往來。當時阿盟對以色列的抵制仍舊強硬（如今，只有黎巴嫩和敘利亞還在堅持這樣做），但我還是繼續推進在以色列設立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