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危機中發揮領導作用，就要大膽地做出決策。在50年的職業生涯中，我也是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做出大膽決策。在危難關頭，至關重要的是要清楚須采取什么措施，并迅速行動。下面三次親身經歷可以說明在面對危機時，大膽決策會產生怎樣的積極效果。
1980年，我在尼加拉瓜不得不堅持要求支持桑地諾的武裝分子，不要攪亂債務談判──談判結束時，我得到了菲德爾·卡斯特羅送給我的一盒雪茄作為回報。
20世紀90年代初，當一些同事還在為花旗銀行在中東的地位擔憂時，我判定他們顧慮的負面情況相對次要，而《奧斯陸協議》傳達的精神將更能決定大局，因此努力促成在以色列設立花旗的分支機構。
在中國，我帶領花旗銀行參與了收購一家中國本土銀行股權的交易。在合同簽署儀式過程中出了一些問題，當時我必須做出艱難的決策，以使交易能夠繼續下去。最終我簽署了合同，比原計劃晚了11個小時，并要為此承擔責任。
上述事例表明，面對挑戰、身陷困境、遭到懷疑、窮途末路，甚至是面對武裝人員時，若要發揮領導力，就要對如何行動做出大膽而果斷的決策，同時激勵你的團隊予以執行。若想發揮領導作用，你一定要積極主動并勇敢大膽──當然，在決策失敗時，你也要愿意承擔起責任來。
尼加拉瓜
當我見到丹尼爾·奧爾特加（Daniel
Ortega）和手持沖鋒槍的桑地諾支持者（Sandinistas）時，我已經在南美大陸和加勒比地區工作了20年。但當時的經歷讓我永生難忘，那段經歷能夠描述出我所倡導的領導力，就是那些需要發揮領導作用并做出決策的人須具備的領導力：他們需要采取大膽、直接的行動；做出明晰的決策；堅持自己的決策，不動搖、不放棄。
1979年7月19日，奧爾特加及其政黨在尼加拉瓜掌權時，繼承的國家債務達到16億美元，其中包括對花旗等全球115家私有銀行5.82億美元的債務。當時花旗在尼加拉瓜首都馬那瓜市區設有一家分支機構，而我正擔任花旗負責拉美業務的高級副總裁，便決定去馬那瓜了解實地情況。
當時，桑地諾推翻了長期執政保守政權的新興左翼政府，才剛剛上臺三周時間，局勢依舊緊張。當我們乘坐的獵鷹20最終停靠在馬那瓜機場時，迎接我們的是一群手持AK-47、一臉倦容的女兵，她們將陪同我完成在馬那瓜幾個小時的行程。我不得不在當天離開，因為我們遭到威脅，如果不能當天離開，將被殺死在停機坪上。
"你們乘坐的飛機必須準時起飛，否則按照上級指示，就要擊斃你們！"在迎接我們到達時，一位女兵如是說。
她對飛行員說了同樣的話。
我用西班牙語向她保證，我們將準時離開。我多希望受到的歡迎能更為友善一些，因為那天碰巧趕上我44歲生日──1979年8月15日。但是，我對那些桑地諾支持者是不抱什么希望了。
趕赴市區的途中，街道上盡是激戰后留下的彈痕。桑地諾支持者和前政權之間為期數年的反抗與鎮壓活動，致使5萬人喪生，占該國總人口的2%。幾年間，國民衛隊動用大炮和炸彈襲擊了城市東部地區，試圖打擊桑地諾支持者，但同時也摧毀了學校、醫院和重要的水電基礎設施，僅在馬那瓜就使成千上萬的平民喪生。
除了人為破壞，1972年的地震也給馬那瓜造成了重創──80%的房屋被毀，市中心被夷為平地。幾年中，沒有進行任何重建，也幾乎沒有大規模外來援助支持重建。除了斷壁殘垣，市區街道幾乎空無一物；通往市區外的街道上，沿途也盡是荒地和匆匆搭建的貧民窟。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德瓦伊萊（Anastasio
Somoza
Debayle）是已被推翻的前總統，是尼加拉瓜首個獨裁者的幼子，其父死于1956年的一次暗殺。安納斯塔西奧·（塔西托）·索摩查·德瓦伊萊任命自己為地震重建委員會委員長，并將80%的重建合同給了自己的公司；但最終完成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絕大多數重建是在馬那瓜南部和東南部進行的，那里歸索摩查及其同黨所有，這樣一來，馬那瓜市中心基本上就被棄之不顧了。
同大多數在馬那瓜的企業一樣，花旗銀行關閉了設在那里的分支機構。應我此前要求，我被帶去會見了時任尼加拉瓜央行行長的阿圖羅·克魯茲（Arturo
Cruz）。克魯茲畢業于喬治敦大學，并一直致力于推翻索摩查政權。他曾兩次被捕入獄，分別是因1947年、1954年兩次秘密行動計劃的失敗。在后來流亡華盛頓期間，克魯茲曾就職于美洲開發銀行，我正是在那兒認識他的。那時候，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試圖聯系他以獲取他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