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城鄉居民小康生活的角度看，改革開放前30年的成就主要集中在解決“吃、穿、用”等方面，是工業經濟發展的產物。與此相比，城鎮經濟發展將是一場更為深刻的變革，必然引致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等一系列的轉變，它的復雜性、艱巨性和可能遇到的困難程度絲毫不低于前30年，為此，需要更加有力地深化體制機制創新。
在發展城鎮經濟中，諸如教育、文化、媒體、醫療、保健、住房和體育等一系列領域將遇到思想觀念的嚴重碰撞和沖突。一個富有挑戰性的問題是：這些領域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是公共品還是私人品？在幾十年的中國實踐中，這些領域中提供的大多數產品和服務帶有明顯的福利性質，廣大居民對此不僅已經習以為常而且形成了路徑依賴，同時，發達國家實施的各種福利政策也似乎證明了這些領域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具有公共品性質。但如果這些產品和服務均為公共品，它只能依賴于政府部門提供，既沒有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空間，也缺乏運用市場機制推進城鎮經濟發展的可能，在此背景下，僅僅依靠政府財政的投入，勢必造成短缺狀況的持久延續和愈加嚴重。事實上，教育、文化、醫療、保健、住房和體育等不論在供給層面還是在需求層面都是多層次分類型的，不可籠而統之地一概而論。以教育為例，在中國，從小學到初中的9年義務制教育是一種公共品，為了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能夠有享受大學本科等教育機會，也可以對一部分大學實行公立制度，但另一部分大學本科教育、職業教育和各種類型碩士(包括學術碩士、專業碩士等)教育、博士教育以及成人繼續教育等均有著運用市場機制動員社會資本投入來改變目前嚴重供不應求狀況的可能性。在后一部分教育資源的配置中，市場機制發揮著基礎性作用，教育的產業化展開就可能成為一種體制機制創新的選擇。
要在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未來10年左右的時間內，城市經濟產業的展開大約需要200萬億元的消費性投資。如此巨額的投資，僅僅依靠政府財政投資和國有經濟部門的投資是遠遠不夠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在體制機制創新方面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個基本成因是有效地推進了多種經濟成分的發展，與此對應，發展城市經濟產業也需要多種經濟成分的共同推動。在發展重化工業中，單一項目所需資金投入量常常達到幾百億元乃至上千億元，相當多民營經濟實體獨自承擔一個項目的投資建設顯得勢單力薄，因此，難以邁入產業門檻；與此相比，大多數城市經濟產業的單個項目資金投入量相對較低，只要制度有保障，民營經濟是比較容易進入的，因此，城市經濟產業的發展給民營經濟提供了一個新的廣闊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對中國而言，發展城市經濟產業是一個嶄新的課題，如何適應多層次城鎮發展的各自特點要求，如何建立滿足“住、行、學”的多層次多元化多樣化服務體系，在體制機制方面，需要進行一系列復雜且靈活的探索和創新。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對外開放主要是引進海外的資金、設備、技術和管理等來支持中國的工業經濟發展的話，那么，在城市經濟發展中，引進海外先進的城市管理體制機制、城市經濟發展的理念和經驗、城市產業發展方略和技術等等將成為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這個過程中，不論是在教育經濟、文化經濟和媒體經濟方面還是在醫療保健經濟、養老經濟、娛樂經濟和體育經濟方面，借鑒吸收海外先進經驗的同時，創造中國特色的城市經濟都是一個必然趨勢，為此，在對外開放方面需要探尋新思路和新措施，突破已有的政策框架，深化體制機制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