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擴大消費性投資的路徑解決“住、行、學”等供給不足的過程，同時就是城鎮化的建設過程。如果說1950-2000年的50年間中國主要是通過工業化來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話，那么，在此后的時間內，在積極推進“住、行、學”短缺格局改變的過程中，中國將更多地通過城鎮化來推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并不僅僅表現在工業經濟中的技術升級、結構優化和節能減排等方面，更重要的還在于增加了城鎮化的內容。從這一角度出發，可以將此輪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表述為：從以工業經濟為主要推動力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以城鎮經濟為主要推動力的經濟發展方式。在這個過程中，工業經濟的發展將以推進城鎮經濟發展為取向并根據城鎮經濟的發展要求而展開。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要求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結構、生活水平和社會發展的“質”的飛躍，它不應當也不可能在經濟低增長(或經濟增長率大幅降低)的條件下展開，由此，提出了一個基本問題：經濟增長的空間在本質上是由什么決定的？西方經濟增長理論將決定經濟增長的主要成因集中于供給角度，通過生產函數分析，強調的是資本、勞動和技術等因素的作用。這在工業經濟發展過程中是有意義的。但僅僅如此是不夠的有缺陷的。對任何一種的產品生產(從而，由所有產品生產所構成的一國生產能力)來說，制約生產潛力(從而經濟增長的可能性)大小的因素，不僅在于生產能力(它由一定價格水平條件下資本、勞動和技術所形成的生產可能性決定)方面，更重要的還在于對產品的需求能力方面。如果說自80年代以來的中國經濟以接近兩位數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通過“吃、穿、用”拉動的話，那么，在今后的30-50年間，“住、行、學”短缺狀況的解決將成為支持中國經濟持久較快發展的主要因素。
解決“住、行、學”的短缺，既是城鎮化的內容，也是推進城鎮化建設的動力，還是帶動工業化升級的主要因素。工業化有著獨自的經濟結構，城鎮化也有著獨特的經濟結構，二者雖有關聯，但不可相互替代，可選擇的對策是互補互動。如果說在2002年之前中國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工業化推進的話，那么，2003年以后城鎮化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就越來越大了(在近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涉及城鎮化的投資占比達到了50%左右)。這決定了，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不能僅僅以工業化要求為標準，還必須以城鎮化要求為標準和內容。只有通過以城鎮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城鎮化的相得益彰機制，才能有效保障經濟社會持續穩步地較快發展，實現消費結構快速升級和全面小康。
中國幅員廣大，各地區差異甚大，城鎮化將在五個層面上展開：第一層面為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通過20年左右的發展，這些城市的基本定位將是全球性城市；第二層面為南京、杭州等長三角中心城市，廣州、深圳等珠三角中心城市，天津等渤海灣中心城市，武漢、重慶、成都和西安等區域性中心城市，這些城市通過發展將成為以區域性為主要特點的大型中心城市；第三層面為各省、自治區的首府城市，它們在發展中將形成輻射本省區并對周邊省區有重要影響的中心城市；第四層面為各省區轄內的非首府城市，它們將發展成為本地市的經濟中心；第五層面為各縣鎮鄉，它們是城鎮化的基礎性層面，對解決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這五個層面中，對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區和東部的一部分地區而言，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可能還將以工業化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對它們來說，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推動力；但對東部地區的主要中心城市而言，城市化將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諸如北京、上海、廣州、天津、南京、武漢、重慶、成都和西安等城市將逐步地以教育經濟、文化(包括影視、娛樂等)經濟、醫療保健經濟、養老經濟、旅游經濟、總部經濟、設計研發經濟、房地產經濟、物流航運經濟、金融經濟、商業經濟和會展經濟等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內容，經濟結構也將依此而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將逐步形成以北京、上海、廣州、天津、南京、武漢、重慶、成都和西安等為中心的區域性都市經濟圈。
城鎮化作為國民經濟的新的增長點，帶動著上百個產業部門幾萬種產品，因此，具有主導性地位。城鎮化中的主要新產業集中于第三產業部門，具有低碳、低能耗等特點，這對于改善中國經濟發展質量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城鎮化又是民生工程，既有利于協調城鄉關系，加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利于推進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也有利于促進城鄉居民的安居、就業，提高他們生活質量、健康水平與文明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