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國家的內需總是分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兩方面，由此，擴大內需應以擴大消費為重心還是應以擴大投資為重心自然就成為相關研討的核心問題。長期來，鑒于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居高不下，且這種增長率容易引發經濟過熱，在貫徹擴大內需的政策中，大多數人從直觀感覺出發，強調應以擴大消費需求為主，因此，主張政策取向應以刺激消費需求的擴大為重心。但是，這種政策主張是似是而非的。
1998年以后，我國就一直堅持著以擴大消費為重心的政策。但令人不解的是，我國GDP中消費率卻從2000年的62.3%直線降低到2009年的48%。在國民經濟中，最終消費由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兩部分構成。從政府消費來看，在1998-2008的12年間，政府消費占最終消費的比重從24%上升到了26.8%(與此對應，居民消費的比重從76%降低到73.2%)，另一方面，1998年以后各年的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的年增幅都明顯高于GDP的增長率。由此，可得出結論，GDP中消費率的降低不是由政府消費減少引致的。從居民消費來看，在這一時期，我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來擴大城鄉居民的消費，其中包括村村通路、通電、通電視和通電話等工程(2009年以后，更是采取了家電下鄉、轎車以舊換新的措施來刺激消費)，提高了城鎮職工的收入，擴大了基本養老的覆蓋面等等，有效地提高了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1998年以后社會消費品零售增長率(扣除了CPI增長率)從7.6%快速上升到2009年的16.2%，期間雖然有個別年份略低于GDP的增長率(如2003-2004年間)，但在大部分年份(尤其是2005年以后)均高于GDP增長率；另一方面，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總額的比重雖然從1998年的39.55%降低到2009年的38.97%，降幅在2個百分點左右，遠低于同期GDP中消費率降低14.3個百分點的降幅，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結論，GDP中消費率降低的主要成因也不是由“社會消費品銷售增長率”指標所反映的城鄉居民消費減少所引致的。那么，在消費增長率(政府消費增長率和社會消費品銷售增長率)明顯高于GDP增長率的背景下，GDP中的消費率怎么會一路下行呢？
一些人將GDP中消費率降低的成因歸結為有效消費需求不足，據此提出了提高居民收入以促進擴大消費的政策主張。但社會消費品零售增長率快速上升的走勢并不支持這種認識。另一方面，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的走勢及其增長率走勢也不支持這種認識。另外，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從1996年底的36373.4億元年增加到2009年底的260771.66億元，年凈增額從1998年的7199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45351.14億元和2009年的42886.31億元；在14年中，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增長率除個別年份(如2000年和2007年)略低于GDP增長率外，大多數年份都明顯高于GDP增長率。從這些事實中可得出的直接結論是，城鄉居民整體的消費增長率和收入增長率均沒有低于GDP的增長率，因此，將消費率降低的成因歸結于有效消費需求不足也是缺乏實踐根據的。
不弄清消費率降低的真實成因，也就不可能真正弄清“擴大內需”究竟是以擴大消費為重心還是以擴大投資為重心。
要解開消費率降低的謎團，必須進一步細分城鄉居民的消費內容、結構和趨勢。城鄉居民的消費從內容上可分為“吃、穿、用”和“住、行、學”等兩大類6個部分。
不論是經濟理論還是中國實踐數據都證明了，隨著居民收入的增加，“吃、穿、用”等項支出在居民各項支出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走勢。中國在2000年實現了溫飽型小康，這意味著對全國絕大多數家庭來說已達到吃穿不愁的生活水平，要持續擴大以支持消費率的提高和GDP增長率是相當困難的。
在城鄉居民消費中，“住”指的是住房以及與居住相關的各種消費，“行”指的是醫療保健、道路和通訊等方面的消費，“學”指的是各類教育、文化、體育和娛樂等方面的消費。在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提高過程中，城鄉居民的這類消費占支出的比重呈上升趨勢。1990年-2009年間，這些內容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重變化分別是：居住從6.63%上升到10.02%，醫療保健從2.01%上升到6.98%，交通通訊從1.2%上升到13.72%，教育文化從8.79%(1994年)上升到12.01%，由此可見，隨著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住、行、學”在消費支出所占比重呈上升走勢，這是消費結構改善的主要內容，也是消費水平提高的主要表現。
在1994-2008的15年間，城鎮居民消費支出中的“吃、穿、用”的增長率在大多數年份低于GDP增長率，與此不同，“住、行、學”的增長率則在大多數年份高于GDP增長率。但是，在GDP占比中，城鎮居民在“住、行、學”方面的消費比重增加并不足以抵消在“吃、穿、用”方面的消費比重降低的程度。與1993年相比，2008年的GDP(按照現行價計算)提高了7.51倍，同期城鎮居民在“吃、穿、用”方面的消費支出僅增加了2.96倍，雖然在“住、行、學”方面的消費支出增加了8.77倍，但依然不能抵補“吃、穿、用”占GDP中比重的降低。以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數額計算，如果“吃、穿、用”的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相一致，到2008年底，城鎮居民在“吃、穿、用”方面的人均消費支出額應達到13135.94元，但實際支出額僅為6117.55元；同理，城鎮居民在“住、行、學”方面的人均消費支出額應為4012.33元，實際支出額為4606.99元；二者相減差額達到6423.73元，占2008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額11242.85元的比重高達57.14%。由于在城鄉居民收入提高的過程中“吃、穿、用”在消費支出中所占比重呈現下落趨勢是一個規律性現象，所以，這一時期與GDP增長率相比，城鎮居民消費支出不足的主要成因不能歸結于“吃、穿、用”占比的降低，只能歸因于“住、行、學”方面的消費支出額增加過慢。由此來看，消費率占GDP比重下降趨勢謎團的正解是，居民消費中用于“住、行、學”方面的支出增長過慢。
因此，中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不是有效消費需求不足，恰恰相反，是有效消費供給不足，即“住、行、學”等方面的供給量嚴重不足，使得廣大城鄉居民處于缺乏充分選擇權的境地之中。
如果說城鄉居民“吃、穿、用”的絕大多數產品來源于工業生產，是工業化的產物，那么，“住、行、學”中的主要產品(如住宅、學校、醫院和道路等等)就不可能直接從工業生產線上生產出來，只能通過投資來形成。長期以來，在以工業化推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對生產性投資比較重視，一旦涉及“固定資產投資”范疇，大多從“生產性投資”的角度進行理解和把握，由此，每當壓縮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總是以壓縮消費性投資為重心，使得消費性投資的增長率長期低于城鄉居民消費增長的需要。即便不說計劃經濟時期的欠賬，也不說80年代和90年代的投資不足，僅僅2004年以來，與制造業的投資增長率相比，“住、行、學”方面的每年投資增長率通常低5個百分點至20多個百分點；制造業投資的增長率始終高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這是引致“住、行、學”市場嚴重供不應求的根本成因。
毫無疑問，就目前中國的消費格局而言，要提高消費率，就必須先提高消費性投資的增長率。這決定了，在“住、行、學”短缺格局未改變之前，中國經濟運行中的擴大內需重心還在于擴大投資，因此，投資率上行是必然的。投資率居高的走勢還將延續相當長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