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宏觀經濟預測與分析
——2013年秋季報告摘要
2013年上半年外部市場需求的萎縮以及近三年來過度投資所引發的產能過剩，使中國工業生產增速和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持續下降，并雙雙創下近三年來的最低增長速度。中國實體經濟的減速已導致公共財政收入增速大幅下滑，直接制約了公共財政支出特別是民生領域的支出增長;盡管價格水平保持平穩，但薪酬增長緩慢，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增速的減緩，從根本上抑制了居民消費需求的擴張;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國內貸款投資以及交通運輸領域(以及房地產)投資增速的大幅提高，使經濟在持續減速的同時，經濟結構失衡的局面也在繼續，投資依然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展望下半年，從國際經濟環境看，雖然歐元區經濟持續萎縮，限制了中國對歐洲的出口，但是，美國經濟以及發展中經濟體經濟的平穩增長，則有利于緩解中國出口增長減速的壓力。基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歐元區以及美國經濟2013年和2014年經濟增長的預測，課題組應用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CQMM)對今明兩年中國宏觀經濟所進行的預測結果表明：2013年中國經濟減速的態勢還將持續，GDP增速將比2012年降低0.26個百分點，達到7.54%;CPI可望保持在2.45%的水平。其中，2013年第三季度的GDP增長率可能降至7.46%，第四季度進一步下降至7.42%。公共財政收入增速下滑的態勢也將繼續，2013年公共財政收入預計將增長6.99%，比上年下降6.09個百分點;2014年增速也僅回升至7.87%。
2013年盡管中國經濟增長有望實現中央年初制定的7.5%的增長目標，并保持價格水平的穩定，但是并非毫無懸念。實體經濟的減速、公共財政收入增速下滑以及居民實際收入增速減緩、民間投資需求疲軟等，都成為中國經濟保持在合理增長區間的重要障礙。特別是，經濟結構失衡的局面不僅沒有改善的跡象，相反，卻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在公共財政收入增速下降的背景下，公共財政支出中用于民生的支出增速比政府的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增速更為急劇地下降，抑制了公共財政支出向民生領域的傾斜，都將阻礙中國經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失衡，居民收入與經濟的同步增長。
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關鍵比例之一，政府如何獲取和應用，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市場經濟的運行秩序，社會發展目標的確定及實現。沒有規范的政府行為，規范的市場經濟運行秩序也就無從談起，沒有廉潔、廉價、有限、高效的政府，一個充滿活力、高效率的市場經濟只能是鏡中花、水中月。建立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范政府行為，控制政府收入(或公共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建設有限政府，約束政府行為，實現社會公眾對政府行為的有效約束、嚴格的預算監督是題中應有之義。這一問題，由于今年上半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導致公共財政收入增長速度首次低于經濟增長速度，顯得更為突出了。由于公共財政收入增幅放緩，財政收支矛盾加劇。盡管財政部、國稅總局已多次表態“堅決制止收過頭稅”，但一些地方仍然出現了逆經濟周期趨勢抓財政增收，甚至征收“過頭稅”，為保稅收運動式征收“零散稅”，以及違法收費等現象。
事實上，自分稅制改革之后，地方各級政府所能支配的規范的稅收收入急劇減少。為了滿足自身開支的需要，地方各級政府熱衷于通過稅收以外的各種融資方式獲取收入(下文統稱為“稅外融資收入”，以區別于目前公共財政收入項下的“非稅收入”)。在目前的財政統計框架下，稅外融資收入主要包括非稅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和國有資本經營收入等。1994年以來，稅外融資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高于公共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而在公共財政收入中，非稅收入所占的比重也逐年上升，目前已由1994年的5.4%，增長到2012年的14.2%，提高了8.8個百分點。其原因在于，在實行分稅制后的當年(即1994年)，地方政府的公共財政收入在政府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一年之內從78%驟降為44%。各級地方政府因此紛紛將稅外融資形式作為增加本級政府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以非稅收入為代表，地方政府的非稅收入約占全國非稅收入的80%，占地方政府本級收入的20%左右;而中央政府的非稅收入僅為全國非稅收入的近20%，約占中央政府本級收入的5%。
與稅收收入相比，非稅收入具有顯著的不規范性、不透明性、不公正性、不平等性和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非稅收入占比的不斷提高，一則加重了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和居民的負擔，二則由于較強的隨意性，導致了較強的不可預期性，增加了社會經濟運行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兩者都降低了企業的效率，抑制了居民消費的擴大，限制了經濟增長，第三，極易導致違法行政，為貪贓枉法提供制度方便。建立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控制政府收支入規模，規范政府收支行為。為此，課題組重點考察控制政府收入增長，壓縮非稅收入減輕中小企業和居民的負擔等對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的效應。
為此，課題組假設：在2007-2012年期間，將政府非稅收入占公共財政收入的比重從原來超過10%的水平降低到約為10%，相應地，政府每年的非稅收入將分別減少630.7、1081.7、2383.2、1756.2、4165.1和5459.9億元。同時，各年減少的非稅收入或用于增加企業的利潤，或用于提高居民的勞動者報酬。
模擬結果顯示：不論是將減少的非稅收入用于增加企業利潤，還是用于提高勞動者工資，非稅收入的下降都可以經由內生的稅收收入的增加來得到彌補，而公共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的幅度并不明顯。因此，適度壓縮非稅收入規模，并不會造成公共財政收入的大幅度減少。通過將非稅收入讓渡給居民和企業，減少居民和企業的財政負擔，對于促進經濟增長、縮小產能過剩缺口、改善經濟結構失衡、擴大居民消費、刺激實體經濟投資乃至于增加稅收收入等各個方面，都能起到積極有效的作用。
由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過高，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增長與結構的調整、居民消費的擴大。因此，通過規范政府獲取收入的行為，減少稅外融資規模，并且將稅外融資收入進行適當的轉移，可在一定程度地降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此外，通過規范政府獲取收入的行為，減少稅外融資規模，有利于促進依法行政，可提高政府管理的透明性及公正性，并建立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形成社會各經濟主體對政府行為的穩定預期。
基于上述的模型預測與政策模擬，課題組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2013年盡管經濟增速不斷減緩，但中國經濟仍有望實現7.5%的增長目標，并保持價格水平穩定。但是，形勢發展并非完全沒有變局的可能，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當局應當密切關注國內外經濟走勢的變化，積極主動、適時適度地進行宏觀經濟政策的預調、微調。
2.從短期宏觀經濟調控的角度看，今年公共財政收入增速下滑，主要是經濟增速減緩及體制調整導致的，而且就幅度而言，并沒有改變政府收入規模偏高的格局，因此，不宜反應過度。相反，應當視為改革契機，在政策舉措上，要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失衡的大局出發，順勢推行財政減支并調整公共財政支出結構，而不是逆勢而動抓增收。
3.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大局著眼，公共財政收入增速適當下降以及與經濟增長保持同步，應當成為長期發展趨勢。因此，應當對公共財政收入增速下降，政府過緊日子作為政府運行的常態。同時，應當繼續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對政府機構實施瘦身戰略，精兵簡政，建立小政府。實現這一目標的根本出路及基本制度保障是實現社會公眾對各級政府行為的有效約束、嚴格的預算監督。同時，深化進行財政體制改革，調整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結構，實現財力與事權責任的匹配。
綜上，從長期及體制轉軌角度看，應當正視中國政府收入規模過大的事實，長期以來的公共財政收入超經濟增長的格局不僅難以為繼，也勢必嚴重影響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要求建設廉潔、廉價和有限的政府，要求規范政府的收支行為及行政管理方式。必須控制政府收入的增長速度，從規范政府的收入渠道、收入行為，從降低非稅收入入手，逐步適當地降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調整公共財政支出結構，保障民生支出的穩步增長，切實降低政府的一般公共服務成本。在當前，尤其要警惕公共財政支出中教育、科學技術、文化體育與傳媒、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總支出等與民生直接相關的支出增速比一般公共服務支出更快回落的趨勢。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中國經濟運行軌跡，尤其是今年以來的經濟發展新特征說明：由于國際經濟情況的變化，國內經濟矛盾的累積，中國既有經濟體制的發展潛力正在不斷遞減，傳統的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模式的空間急劇縮小。投資效率下降，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減弱。顯然，如不能盡快通過進一步深化社會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釋放社會經濟發展潛力，形成社會經濟發展新的動力源，經濟增長的結構性減速將更為嚴重。課題組認為，只有通過進一步深化社會經濟體制改革，擴大有效供給、提高投資效率進而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從根本上穩定潛在增長率。因此，應當盡快啟動新一輪社會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統一市場，促進平等競爭，促進資源流動，拓展資源優化空間，矯正要素比價扭曲，調整經濟結構、國民收入及居民收入分配結構，改善政府公共管理，降低企業負擔，提高供給效率，釋放經濟增長潛能，培育內需。新一輪的社會經濟體制全面改革不僅將極大地拓展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空間，穩定中國的經濟增長，而且將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轉型，從中等收入經濟體向更高發展階段順利過渡，實現中國夢的重要體制、機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