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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的加劇
美國收入水平的不均衡狀況日益加劇。工資是收入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工資水平排在美國總人口前10%的人（即比美國總人口中90%的人工資要高的人），在1975年到2005年間，其工資的增長額要比排在后10%的人高出65%。（這一差異被稱為90/10工資鴻溝。）在1975年，前者的平均工資比后者多3倍，到2005年，則多出5倍。這種增長主要體現在超高收入人群中，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間的分化并沒有同高收入者之間的分化那么嚴重。
很多來自學術界和大眾媒體的評論人士比較關注前1%甚至0.1%的精英人士的薪水，這或許是因為人們總是喜歡往上看。我認為美國目前最令人擔憂的趨勢是90/10和90/50工資鴻溝，這些差異真實地反映了普通美國人的生存狀態。
90/10工資鴻溝產生的原因基本可以歸結為經濟學家所說的“大學升水效應”。擁有本科學歷者的工資同只擁有高中學歷者的工資之間的比值自1980年以來穩步上升。美國人口普查局2008年進行的人口調查結果顯示，高中畢業生的工資中值為27963美元，而本科畢業生為48097美元—比前者高出將近72%。擁有專業學歷的人（如醫學博士或工商管理碩士）的薪水則更高—工資中值為87775美元。“大學升水效應”同樣也能解釋為什么50/10工資鴻溝并未迅速擴大，因為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沒有進過大學或沒有完成大學學業。實際上，中等收入者的隊伍主要由像簡和她的同事一樣的白領階層構成，他們受到技術變革的沖擊是最大的。
為什么“大學升水效應”會日益顯著？有一種觀點認為技術的發展要求工人擁有更高水平的技能，反映了經濟學家所提出的“偏重于技能的技術變革”。但是戈爾丁和卡茨指出，科技的進步會對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二者之間的相對發展速度是穩定的：在20世紀初，車輛和飛機的出現對人們生活方式的影響不亞于出現在20世紀末的互聯網和組織結構變革。真正發生改變的是受教育者的數量。在1930年到1980年之間，30歲或30歲以上美國人的平均受教育時間每隔10年增長一年。到1980年，美國人受教育的平均時間比1930年多4.7年。但是，在1980年到2005年間，這種增長十分緩慢—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僅增加了0.8年。
人才輸出減速的部分原因是高中畢業率的停滯不前。盡管回顧歷史，美國高中畢業生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曾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這一比重自1980年以來一直巋然不動，其他國家卻已經趕上并超越了美國。而且，盡管現在有越來越多處于20~24歲這個年齡段的美國人正在接受大學教育（這些人占該年齡段總人口的比率從1980年的44%上升到2003年的61%），但是大學畢業率的提高卻跟不上這個速度。盡管“大學升水效應”日漸顯現，但是很多像簡一樣的學生還是選擇了從大學退學。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的大學畢業率比40年代的高不了多少—當我們聯想到現如今大學畢業生的需求量與日俱增這個事實時，不能不感到震驚。
教育發展停滯不前的一個合理解釋是一國國民所能接受的教育總量或許存在著內在限制。畢竟，不是每一個人都具有寫出一篇博士論文的潛質。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似乎只有美國受到了限制，其他國家并未受制于此。盡管美國歷史上曾領先全球，如今卻在四年制大學畢業率上落后于其他12個發達國家。如果我們注意到美國的高中畢業率在發達國家排名中位列倒數第三，那么我們就會明白為什么美國不僅輸給了自己的歷史，也輸給了競爭對手。
話說回來，工資并不是收入的唯一組成部分。總收入應該包括來自股票和債券的收益，并從中扣除應繳納的稅金。有趣的是，在20世紀末，占美國總人口0.01%的最富有人士的收入中有80%來自工資和自營產業，只有20%來自金融投資。這一比例同20世紀初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那時富人的收入多數來源于資產。現在的富人都是勤勞致富—不管是像比爾?蓋茨這樣的企業家還是像高盛集團的勞埃德?布蘭克費恩這樣的銀行家—而不是坐享其成。這是一個有了好工作就能致富的時代，但是對于很多美國人來說，這可能是不幸的，因為他們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只能眼睜睜地被那些能帶來財富的好工作拒之門外。
盡管我一直都在用“教育”這個詞，但是有時我所指的也包括就業的能力，其實一個更好的說法是人力資本，即廣義上的能力，包括健康、知識、智力、態度、社交能力和責任感，正是這些素質讓人成為對社會有益的一分子。傳統教育或許在培養個人人力資本的過程中最為關鍵，但是家庭、社區和雇主所發揮的作用同樣不可小覷。在后面的內容中，我將繼續關注教育的話題，但是其中也包含上述其他因素。
教育不僅能夠幫助人們增加收入、拓寬就業前景，它的意義要遠勝于此：教育通過其內在的價值讓人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質。此外，研究表明受教育者通常更關注保健，參與犯罪活動的可能性更小，更愿意參加公益活動和政治活動。而且，他們也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下一代，從而讓子孫后代從中受益。因此，隨著美國教育的衰退，社會整體的質量也每況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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