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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龐大、流動活躍、投資領域廣泛的溫州民間資本近年來經常引起全國性的關注。一些專家認為，政府對待民間“游資”既不能干預過多，也不應無所作為，而應進行適當的監督和疏導。
牽動各地經濟“神經”的溫州“炒團”
溫州銀監分局的調查顯示，截至2006年末，溫州民間資本約有3000億元。這還不包括外流到全國各地的3000億元左右的民間資金。這筆總額高達6000億元的龐大民間資本在全國各地進行各種實業投資、民間借貸以及投機炒作等活動。
溫州民間資本在彌補流入地資金不足、促進流入地市場發育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一些以短期投資為目的的“熱錢”也嚴重沖擊了市場秩序，并由此引發各地對有“民營經濟發祥地”之稱的溫州和溫州人又一次“香香臭臭”的評介，褒之以“溫州財團”，貶之則稱“溫州炒團”、“經濟蝗蟲”。
溫州民間資金突破本土的局限，流向全國，始自上世紀90年代末，但當初還只是零星的個人市場行為。2001年，《溫州晚報》、《溫州都市報》和《溫州商報》三家地方報社首次著手組織“溫州購房團”后，民間資金的規模性出走才開始引發國人對溫州“炒房團”的恐慌。此后，延續“炒房團”的路線，溫州炒煤團、炒棉團、炒油團以至炒作國企等等資本運作行為不斷沖擊著人們的視野。
溫州市原體改委主任、溫州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馬津龍認為，溫州民資的跨區域流動是本土產業發展的必然結果。溫州民營經濟經過20多年的快速發展后，資本的邊際效率逐漸遞減，傳統產業的投資回報率已遠不如20世紀80年代。因此，民間游資通過投資聯盟的形式，向投資回報率高的行業，比如房產、原材料、能源、基金等行業轉移，以獲取高額利潤。
溫州民間流動資本的運行特點
溫州民資以其靈敏的市場嗅覺，充當著我國民間資本運動的“風向標”，它的最新舉動往往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民間資本開始尋找新的出路。溫州民間資本流動的方式和運行的規律可歸結為以下幾點：
一，
投資的不確定性。由于資本本身的逐利性以及溫州人特有的市場嗅覺，溫州民間資本在運動形式上表現得相當活躍，而且運動的范圍相當廣。不僅投向了溫州各類支柱型產業，如汽摩配件、泵閥、服裝、眼鏡、皮革等，也流向了全國各個省市，涉足房地產、煤、油、建材等10多個行業。溫州民間資本的行為表現難以預測，帶有較強的不確定性，但其流動性的根源還在于資本的逐利性。
二，
向大中城市和資源密集的地區流動。溫州民間資本的流向，首先是上海、杭州等大城市。以上海為例，目前在上海創業的溫州人多達18萬，創辦的企業約有6000家，涉足電器、服裝、機械制造等諸多領域，總投資額超過了400億元。其次，近幾年受到廣泛關注的山西、內蒙古、新疆等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以及重慶、四川等西部重鎮，也都是溫州民間資本瞄準的區域，并聚集了相當一部分溫州民間資本。
三，
溫州民間資本的活動方式以風險共擔、集資入股的形式為主。一般溫州投資者在外地落實項目后，回鄉向親朋好友或有較強融資能力的人員介紹項目情況，有意向的投資者可單獨入股，或將大股分成若干股、若干股再分小股，多人合資入股，這種集資方式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募得大量資金。如近幾年在溫州平陽、蒼南等地盛行的集資投資煤礦；永嘉盛行的集資辦超市連鎖店；泰順、文成盛行的集資開發小水電站等等。同時，民間資金投向基本都集中在某些回報率較高的行業，部分投向當地經營效益較好的企業。
四，
注重實物投資。溫州人對房產、煤礦、藝術品等實物投資充滿了濃厚的興趣，僅在上海一地，溫州“炒房團”就投下過400億元左右的資金，在山西投資煤礦也注入了40多億元的資金。
對待民間“游資”宜疏不宜堵
溫州銀監分局副局長張震宇說，民間閑置的資本通過融資的方式主要還是轉化成產業資本，投向了擴大再生產的經營領域，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銀行信貸的壓力，提高了社會資本的配置效率。但民間資本的流動性具有較大的自發性和分散性，不利于資金投向的控制和產業政策的實施。
溫州管理科學院院長、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教授表示，資本市場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個體的理性導致集體的非理性。當前房地產市場和一些能源領域的異常火熱，就與民間資本的投機炒作行為有密切的聯系，其可能造成的經濟惡果要由政府和全社會為之買單。因此，政府必須正視民間資本可能產生的破壞作用，對民間游資進行疏導。
記者調查發現，即便在民資豐富的溫州本地，資本也并非真正過剩。溫州大批中小企業存在著融資難的問題，就是溫州市的重點建設工程也存在著大量的資金缺口。溫州市在今年第一季度全市重點建設情況通報中指出：溫州甌南大橋工程平陽段因為資金難以落實，影響今年通車；七都大橋、溫州大劇院、溫州糧食中心市場、平陽城區片珊溪引供水工程、文泰線文成段公路改造等一批溫州市重點工程也存在巨大的資金缺口。
“因此，堵不是破解民資困局的最好辦法。如果不為民間資本找到出路，盡管宏觀調控暫時遏制了炒房、炒煤、炒油等投機行為，但它仍然會尋找一切時機‘興風作浪’。”周德文說。
2006年1月4日，配合國務院頒布的有關文件，浙江省政府下發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實施意見》，該實施意見嘗試從政策層面引導浙江民資的走向。《意見》表示，浙江將“探索投融資體制改革與創新。鼓勵非公資本組建中小企業風險投資公司、產業投資基金公司。支持民間資本依法投資參股金融機構。”
馬津龍、周德文等專家認為，應該引導民間資金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如交通、水電等領域按照“誰投資、誰所有、誰受益”的原則嘗試開發；鼓勵民間資本參股中小銀行，時機成熟時，甚至可以直接成立民營銀行；進一步規范和完善資本市場，使民間資本擁有更多的投資機會。
民間融資會不會沖擊銀行信貸
在有“中國私營經濟發祥地”之稱的溫州地區，民間借貸資本十分龐大而活躍。在流向上，民間借貸資本與銀行信貸資本之間存在“你退我進”的現象；在利率機制上，兩者也存在很大的關聯。專家認為，辯證地看待溫州民間借貸資本對銀行信貸的影響，才能妥善地解決民間借貸資本在流動過程中所帶來的社會負面影響，逐步規范民間借貸的操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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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金融”何去何從
溫州地區“地下資本”、“灰色金融”十分活躍。記者從調查中了解到，溫州民間金融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帶有傳統“熟人圈經濟”色彩的民間借貸；變相從事資金拆借、打“法律擦邊球”的民間中介機構；沒有建立很正規的場所的地下錢莊依然存在，在甌海區永強鎮一帶還比較活躍；以標會、臺會形式存在的地下非法金融組織。溫州民間金融以前面兩種情況居多。在溫州，正規的銀行金融是民間金融融資規模的七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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