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成都的經驗是不是還是靠政府起主導作用，如果上升到全國政策制定層面的話在多大程度上有普遍性？
答：成都的情況也可以說是政府主導，但是必須分清楚什么是政府主導，它的含義非常模糊。通用的模式是政府把農民的地拿到手里再拍賣。但是這樣政府就變成游戲的一方了。我的看法是成都的政府主導里頭包含另外一個內容，即確定農民的權利，承認農民的權益，搭建一個交易的平臺，承認農民土地使用權交易的合法性。
北京市鄭各莊現在的情況也類似。北京幾任市委書記到鄭各莊都說搞得好，但是國土部門不敢去，因為一去就面臨違規的問題。原來就是耕地，現在都變成建設用地了，都變成高密度的空間了，跟現行的法律法規正面沖突。
要搞產權確權沒有市委市政府發的文件不行。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但是還要看政府是不是幫助農民確定權利，允許這個權利運轉起來，給這個權利提供一個合法的空間？為什么合法空間很重要？因為這涉及預期的穩定。如果政府不保護它，甚至打擊它，那么這個交易不可能長久。
這個經驗是不是可以帶動全國。我的看法是抽象的東西才會變成全國性的，任何具體的操作都有地域性。所以就要對成都的經驗進行抽象。政府要用自己的合法強制權力確定給農民權利提供保證，然后給權利的運轉、轉讓提供平臺，組織市場秩序，組織公平的交易，然后發現價格，用價格來配置城市化土地資源。這種抽象層面的經驗是全國的，當然還要取決于全國的立法和政策制定者們怎么看。
問：成都政府的做法是只當裁判員，不當運動員，那么政府的收入會降低，那它們為什么還有這個動力去做這件事情？
答：這是非常好的問題。不過要看到，首先，現在在成都的改革當中，成都政府還遠遠沒有純粹變成裁判員，一年五萬畝的土地還在征，這個停了成都的建設就會受影響。我們現在也不敢說成都已經完全成功了，但是我們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關注到了一個問題——如果集體交易越來越大，土地財政怎么辦？所以我們有一個子項目研究，結論是征地收縮以后，地方財政的基礎要發生變化，要逐步擴大資源稅和房產稅，讓地方的財政收入不再是當運動員獲得的收入。
這里就出現了第二個問題，就是當征地收縮以后，現有的地區財政平臺怎么轉型？這是一個我們在研究當中的問題。好在現在全國已經開了幾個頭，就是進行資源稅和房產稅的試驗，把這個跟收縮征地結合起來從長遠來看是非常重要的。
問：土地流轉這種模式非常好，會不會出現比如說有一天北京的土地少了，把湖南的耕地、宅基地指標賣給北京這樣的情況？
答：這是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們也在研究半徑的問題，結論是半徑越大差價越大就越好。經濟規律是在越窮的地方，地價就越低，在市中心地價則較高。我下鄉在黑龍江，我今年到下鄉的地方看，當時的連隊全拆掉了，形成小集鎮，這叫墾區的城鎮化。連隊一拆掉，建設用地算下來節約40萬畝。現在當地不知道怎么用了，只能是復墾打糧食。我就跟當地人說，這建設用地里頭還有資產呢，就是原來蓋房子的權利。如果能把40萬的指標賣到重慶去，或者把貴州的地賣到上海去，這對城鄉統籌、對區域協調發展、對收入分配意義非常的大。當然，現在中央政策是不允許跨省交易的。為什么禁止跨省呢？就是擔心執行上有問題。下一步能不能跨省，挑戰很大，還要一步一步來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