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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在“劉易斯拐點”到來以前，處在“二元經濟”結構下的發展中國家通常都有機會獲得低成本發展工業化的“人口紅利”。
這里所指的“人口紅利”是，人口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時，整個社會的生產率得以提高，但是因為有存量的失業人口，也即來自農村的過剩人口，大規模地參與就業競爭，使得社會工資率長期處于較低水平。這種狀況會產生如下兩大效應：第一，由于工資率低于生產率，能夠為工業投資帶來超額收益，從而構成不斷投資的長期激勵；第二，由于城市務工的收入高于鄉村務農的收入，從而激勵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流向城市工業部門。在這兩個效應的共同作用下，工業部門就會不斷擴張，就業機會迅速增加，經濟高速增長，社會將沿著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迅跑。
由此可見，只要農業與工業部門之間的生產率存在差距，就一定存在農村剩余人口不斷流向城市的工業部門，以及由此對工業部門投資產生的不斷激勵。
值得提醒的是，第一，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維持穩定的工資水平，是獲取“人口紅利”的基本條件。第二，在農村過剩勞動人口消失之前，借助政府干預提高工資水平雖對農村剩余勞動流向城市產生激勵，但卻會對城市工業投資產生負激勵，因為伴隨工資水平的提高而來的必然是投資收益的下降。而隨著城市工業部門投資下降，其吸收農村剩余勞動的能力也趨于下降，政府旨在提高工資水平的努力將因此而遭遇失敗。除此之外，城市工業部門在工資上漲壓力下還會選擇投資于那些用工少的行業，如此，即使經濟增長了，也不會對縮小城鄉差距，最終完成向一元經濟的轉型產生積極作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大部分“二元經濟”的國家里，原本就不具備工業投資結構性調整，即產業升級的條件，這些條件包括：充足的資本、人才和技術要素的充分供給等。
另外，產業升級除了要看產業是否進入衰退或創新發展階段之外，還要看是否具有國際國內環境，國內外的有效需求才是拉動產業升級的原因和真正動力。也即，產業升級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原因。
根據國際經驗，“人口紅利”還與人口增長相關。這是因為，在工業化早期，隨著經濟增長和收入水平上升，人們基于收入增長的預期就會增加人口生育，同時，飲食和醫療條件的改善，還使得死亡率下降，死亡與出生率的失衡使人口得以增長。以歐洲為例，在劉易斯發展模式的第一階段，歐洲人口幾乎翻了一番；進入第二階段，人口增加了近3倍。也就是說，在工業化早期，經濟增長帶來的是人口增長的激勵；由于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故不會發生工資大幅上漲的預期。其結果是經濟增長動力強勁，資本積累增大，工業化進程加速，國家競爭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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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經濟”發展必經兩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