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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研究認為，日本、臺灣、韓國經濟相繼于上世紀60年代、60年代后半期至上世紀70年代初、80年代出現劉易斯拐點。
日本：
1960-1961年間，日本勞動力的供求關系發生了逆轉，供求關系的變化加速了工資的上漲。日本產業總體工資上升率1955-1960年間平均為5.6%，1960-1965年間則達10.4%。從1955年至1965年，日本產業總體工資幾乎翻了一番。在城市化方面，日本1960年的城市化水平約為63%。
1959年日本推出最低工資法；1960年開始推行全覆蓋式的社會保障政策，實現全民醫療保險和全民年金保障；為扶持弱勢企業設立農業基本法和中小企業基本法；1963年，日本政府發表《關于產業結構的長期展望》，推出以重化工業為發展方向的產業調整政策；企業逐漸開始實行年功序列制，以防止熟練工人的跳槽，并于1970年開始推行職業訓練基本計劃。
臺灣：
在1967年之前，臺灣企業的招聘人數小于勞動者的應聘人數；此后，這一現象發生逆轉，全社會出現招聘人數超過應聘人數。臺灣經濟也由此從勞動力供給過剩開始轉為供不應求。在工資方面，在上世紀60年代后半期之前，臺灣農業部門日雇傭勞動者的工資基本保持平穩的上升態勢；之后，農業部門日雇傭勞動者的工資上升速度開始加快。此時，臺灣的城市化率約為62%。
面對勞動力相對不足的局面，臺灣當局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大力推行技術創新政策；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加大對外，尤其是對大陸的投資力度；治理通貨膨脹；提高人口素質，以質量代替數量。
韓國：
上世紀80年代初，韓國開始出現勞動力相對短缺的局面。與此相對應，自1982年后，韓國制造業工資開始出現大幅增長。特別是在1986年-1990年的5年間，其制造業工資平均年增長率高達21%。在城市化方面，韓國在1980年的城鎮人口比例約為57%，之后迅速超過60%。
上世紀80年代，韓國政府針對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及國內經濟變動的新形勢，提出“穩定、效率、均衡”的發展方針，力求在結構調整中求發展。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韓國政府將“科技立國”方針作為重點。在1981年-1987年的全斗煥任總統時期，韓國進入工業化成熟期，在1985年之后開始逐步推行此前已經進行立法的全民醫療保險、國民年金和最低工資制等三項措施，注重社會保障體系的全面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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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經濟”發展必經兩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