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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對于信用評級業國人了解得很少，信用評級業到底在國家經濟和金融服務體系中有什么特殊作用？這是我們應該迫切了解的。因為它關系到我國的金融主權和國家經濟安全。目前，美國正在通過大規模收購中國信用評級機構，試圖控制我國信用評級行業。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美國就收購了中國信用評級業的3家龍頭企業，控制了我國三分之二以上的信用評級市場，這究竟是為什么？出于對國家經濟安全和金融主權的考慮，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吳紅牽頭的課題組，對我國信用評級業展開了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調查研究和分析，結論是，美國大規模收購中國信用評級機構正在嚴重威脅我國的金融主權和國家經濟安全。本報將課題報告的部分內容予以刊登。
現狀：監管不足 2/3被美國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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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十多年的長期準備，美國穆迪、標準普爾、惠譽等利用我國在信用評級管理方面的薄弱環節，在幾乎沒有任何障礙的情況下，長驅直入中國的信用評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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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評級機構借助被收購公司的分支機構，迅速將觸角伸展到全中國，直接或間接從事所有評級和相關業務。
一、我國信用評級市場規模較大的只有四家
中國信用評級行業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末，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最初的評級機構由中國人民銀行組建，隸屬于各省市的分行系統。20世紀90年代以后，經過幾次清理整頓，評級機構開始走向獨立運營。1997年，人民銀行認定了9家評級公司具有在全國范圍內從事企業債券評級的資質。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推動短期融資券市場建設，形成了中誠信、大公、聯合、上海新世紀和遠東五家具有全國性債券市場評級資質的評級機構。2006年后，上海遠東因“福禧短融”事件逐漸淡出市場。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和市場洗禮，目前規模較大的全國性評級機構只有大公、中誠信、聯合、上海新世紀4家。
二、美國評級機構對我國評級市場的掌控
經過了十多年的長期準備，美國穆迪、標準普爾、惠譽等利用我國在信用評級管理方面的薄弱環節，在幾乎沒有任何障礙的情況下，長驅直入中國的信用評級市場。
2006年，美國評級機構開始了對中國信用評級機構的全面滲控。2006年，穆迪收購中誠信49%股權并接管了經營權，同時約定七年后持股51%，實現絕對控股。同年，新華財經(美國控制)公司收購上海遠東62%的股權，實現了對該機構的直接控制。2007年，惠譽收購了聯合資信49%的股權并接管經營權；標準普爾也與上海新世紀開始了戰略合作，雙方亦在商談合資事宜。穆迪、標準普爾、惠譽三大評級公司也都曾與大公洽談合資，提出對大公控股或控制經營權，穆迪愿意出價3000萬美元購買大公控股權，但都遭到拒絕。這樣，目前我國四家全國性的信用評級機構除大公始終堅持民族品牌國際化發展外，其余已經或正在被美國控制。
在被美國收購的評級機構中，中誠信、聯合在全國各省均設有分公司，他們可以從事國內的所有評級業務，市場份額合計超過2/3以上。美國評級機構借助被收購公司的分支機構，迅速將觸角伸展到全中國，直接或間接從事所有評級和相關業務。
三、我國信用評級市場過度開放的原因
我國信用評級市場過度開放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1)對信用評級缺乏了解。信用評級是事關金融產品定價的高端產品，但多數人不了解信用評級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安全的重要性，更多的人根本就不懂評級是什么。這樣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思想認識基礎使得信用評級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重要影響和作用沒有引起各方面足夠的認識，信用評級業長期處于自生自滅的生存環境中。
(2)盲目迷信外國技術，認為美國評級機構比中國的好。由于對信用評級特殊性的不了解，很多中國人認為信用評級就是一般中介服務，甚至認為按照國際標準，由美國人給中國企業評級更公正、更權威。特別是一些政府管理部門，根本瞧不起中國本土評級機構，而對美國機構卻頻頻安排高規格高級別接待，聽取他們的意見。有的政府部門在評級業務的準入標準上明確首選國外機構。
(3)信用評級機構處于無人管理狀態，國家尚無明確政策法規限制外國機構進入中國評級市場。迄今為止，中國沒有法規明確評級機構歸口哪個政府部門管理，有關部門僅依據其業務需要選擇用誰的評級結果，是選中資還是外資也無法規和政策依據。中國政府在入世承諾中未包括信用評級業，面對美國機構的凌厲攻勢，政府部門找不到政策依據，特別在對評級業對國家的戰略影響作用認識不清晰的情況下，沒有制定相應的對策，實際上形成了對美國全面開放中國信用評級市場的局面。
(4)持續進行政府高層公關。美國評級機構利用中國人對信用評級不完全了解、崇洋心理以及政府的監管缺位，持續進行政府高層公關，引導高層對外國機構進入中國市場原則表態，以此形成對具體業務部門的心理壓力，并向公眾傳遞一種中國政府支持他們進入國內市場的信息。中外評級機構與中國政府決策層接觸交流機會的不對等，使得中國政府官員對美國評級業的了解程度遠勝于本國。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資評級機構沒有一家在美國境內開展信用評級業務，在亞洲和歐美評級市場上沒有中國的評級聲音，中國在世界評級界的“話語權”很弱。這種開放的不對等性使得我國民族信用評級業的發展處于不利地位，不利于我國評級業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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