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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善達簡介
許善達，1946年9月生，男，漢族，山西廣靈人。1976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0年3月從清華大學自動控制系畢業后參加工作。1984年獲得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生院農業經濟管理碩士，1990年獲得英國巴斯大學財政專業碩士。高級經濟師，注冊會計師。
歷任財政部稅務總局研究處副處長，國家稅務局科研所研究室主任，國家稅務局稅制改革司副司長，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司長，地方稅務司司長，稽查局局長，1999年12月任國家稅務總局黨組成員，2000年1月-2006年12月任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
長期從事宏觀經濟、金融、財政、稅收理論研究，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邀研究員，北京大學法學院特邀研究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西安交通大學兼職教授，中國科技大學兼職教授，中央財經大學兼職教授，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審計準則中方專家組成員，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
●中國的經濟結構問題在于居民消費不足，這是由市場經濟內在規律導致的，需要政府制定長期規劃加以扭轉。
●居民消費率下降和經濟周期無關。居民消費的下降跟近十幾年的經濟周期無關，經濟熱的時候，居民消費率下降，經濟冷的時候，居民消費率還下降。再用多少緊縮和擴張政策都不能解決居民消費率下降的問題。因此，作為政府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和戰略的時候，有一部分肯定是反周期調節的，但是還應該有一些跟經濟周期無關的、長期實行的經濟戰略。
●中國的產能已經大于了需求，解決問題的一個辦法就是擴大產能的輸出量。輸出的產能越多，就能給國內調整結構準備出更長的時間和更多的資源，使得這個調整能夠比較平緩、比較順暢地進行。否則如果想在很短的時間內做一個劇烈調整，必然會給整個經濟造成很大的不穩定。
●借錢給發展中國家搞基礎設施建設，同時要求這些國家用中國借給他們的錢來買中國的產能，從而把中國企業的產能輸出去。
●在第三產業領域，我們實行的營業稅仍然是重復征稅，仍然是出口不退稅。而且因為有營業稅和增值稅，這兩個稅制之間還存在著重復征稅。這樣的營業稅制度就造成了現在第三產業的發展不理想的情況。
“財稅制度改革這一步假如某一天要邁出去的話，中國整個的局面就會大變。就像我們花了十幾年，從一個普通的國家變成一個全世界的制造業大國，出口量超過德國變成世界第一。如果我們的服務領域再能有一個好的制度環境的話，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又將是今天難以想象的。”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167期日前召開。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發表題為“經濟戰略轉型：調整三大結構”的主題演講。他表示，中國的經濟結構問題在于居民消費不足，這是由市場經濟內在規律導致的，需要政府制定長期規劃加以扭轉。短期來看，則要通過擴大產能的對外輸出，達到暫時性的均衡。
跳出反周期視野調整消費投資結構
首先，人們的收入總是分成兩部分，一部分要消費，一部分要儲蓄和投資。如果考慮一個封閉型的經濟，不考慮對外貿易、對外投資，那經濟就只有消費和投資。消費就是需求，投資之后形成產能就是供給，如果不考慮其他的影響因素，一個基本的公式就是供給要等于需求，這樣社會經濟就是平衡的。所謂的供給應該從投資中來，所以供給應該是投資的函數，需求是從消費中來，所以需求是消費的函數。而且，這兩個函數應該都是正相關的，也就是說，消費的錢越多產生的需求越多，投資越大產生的供給越大。
在此基礎上，再考慮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應用這個理論可以發現，收入水平越低用于消費的比例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用于投資的比例越高。如果前者大于后者，說明社會收入差距過大，消費不足；如果前者小于后者，說明消費過多供給相對不足；如果讓兩者相等，則說明社會的收入差距剛好可以讓生產的產品滿足需求。
近幾百年來經濟學界一直在爭論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到底是公平第一還是效率第一。這二者有沒有均衡點？許善達認為，如果上面的公式成立的話，基尼系數就存在一個公平和效率的均衡點。他說，在改革初期，小平同志講，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針對當時的分配過于平均、沒有效率提出來的。他后來又講，當財富增加了以后，社會發展、經濟發展了以后，我們最后要實現共同富裕。我認為他說的共同富裕指的就是要控制收入差距，使公平與效率能夠平衡。而現在中國的情況就是效率比較高，公平不夠，所以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問題。
其次，產能過剩反映在收入差距上，就是收入差距太大了，因此消費需求不足。深入一步，市場經濟和收入差距擴大有沒有內在的聯系？是因為市場經濟本身就具有這樣一種特征、規律呢？馬克思的《資本論》講的是對自由資本主義的分析，他分析的結論是那個時候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定會導致收入差距過大。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那么這個結論還成立不成立？那么，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是也存在這樣的趨勢？
先說資本主義高級階段。美國商業周刊刊登的數據顯示，1979年到2007年的28年間，美國非管理人員，就是藍領工人的平均小時工資僅上升了0.1%。然而，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僅在本世紀初就上升了11%。這兩個數據說明，在美國這樣一個已經很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仍然在拉大。
再看我國的情況。雖然關于中國收入差距的情況官方沒有做過統計分析，但是有不同的學者做過很多的研究。雖然數字結論不完全一樣，但趨勢是一樣的，就是收入差距在拉大。
因此，許善達提出一個判斷：居民消費率下降和經濟周期無關。數據顯示，我國居民消費率近十幾年持續下降。最終消費包括政府消費、企業消費和居民消費。在中國現在整個消費增長里面，政府和企業消費增長的并不慢，只有居民的消費一直在下降。一般來說，宏觀調控指的是反周期調節，就是要降低經濟波動的波幅，延長它的周期，使得經濟運行更加穩定。然而通過觀察可以發現，居民消費的下降跟近十幾年的經濟周期無關，經濟熱的時候，居民消費率下降，經濟冷的時候，居民消費率還下降。這給我們兩個思考，一個是怎么認識這個問題，是不是市場經濟本身的規律；第二個是，從工作角度講，要想解決居民消費率下降的問題，靠宏觀調控，靠反周期調節是解決不了的。
我們現在通常講的政策，或者叫積極的，或者叫穩健的，或者叫緊縮的，基本上講的都是反周期的，屬于一種反周期調節。經濟低潮的時候，就要擴張，貨幣政策適度寬松；當經濟熱的時候，就緊縮。但是如果說居民消費率下降跟這個周期無關的話，再用多少緊縮和擴張政策都不能解決居民消費率下降的問題。因此，作為政府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和戰略的時候，有一部分肯定是反周期調節的，但是還應該有一些跟經濟周期無關的、長期實行的經濟戰略。只有這樣一種措施，才能解決這種和經濟周期無關的問題。
根據這樣的結論，許善達建議，政府應該搞一個居民收入增長的規劃。這個規劃要搞一段時間，比如說5年或者是10年，并且不能僅僅局限在反周期的政策思路中。要超越這個視野來研究中國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以及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要設計出一套跳出反周期調節的宏觀調控的戰略，然后包含著若干措施，這樣才能夠起到提高居民消費率、進而恢復經濟均衡的作用。之前中國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等于是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結構調整的目標，推遲了結構調整的時間，用以保持總需求的增長，使得經濟很快從金融危機中復蘇。但是，不能永遠圍繞金融危機來處理問題，還是應該有一個長期的提高居民消費率的戰略。
借錢給發展中國家輸出產能
關于外需和內需的關系。許善達說，產能包含兩部分，在所有的投資里，最后會形成一部分產能要輸到境外去。中國是貿易順差，總體上講，是產能對外輸出。實際上對國內來說，只要多出的部分產能能夠形成出口，留在國內的產能和國內的需求就能夠相等，達到均衡點。換種說法就是，如果能保證多余的產能出口，出口的比重越高，國內經濟就越能接近于均衡。這比調整國內經濟結構要簡單得多。對整個經濟的調，一定是個相對長的過程，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搞5年到10年的規劃，而且可能不只一個而是兩到三個，要花10年，20年，甚至是30年來實現這樣的均衡。但是在這段時間內，中國的產能已經大于了需求，而且居民消費下降的趨勢在持續，解決問題的一個辦法就是擴大產能的輸出量。輸出的產能越多，就能給國內調整結構準備出更長的時間和更多的資源，使得這個調整能夠比較平緩、比較順暢地進行。否則如果想在很短的時間內做一個劇烈調整，必然會給整個經濟造成很大的不穩定。
如何產能輸出？許善達說，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數量減少了25%。發展中國家本身發展是需要資金的，而且需求量還要增長�，F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是極缺資金的。他們需要更多的錢開發潛在的資源。與此同時，中國的資金是過剩的，無論是外匯儲備還是國內資金。
外匯儲備2萬多億美元沒處花，人民幣也過剩。許善達說，央行在金融危機之后，兩次提高了法定的存款準備金率1個點，吸收控制了6000億人民幣。但是準備金率提上去，對很多資金的影響并不明顯，為什么？因為在央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時候，中國很多的商業銀行，超額準備金率已經超過了3%。換句話說，就是商業銀行拿著人民幣沒地方用，存在央行里。結果到央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時候，商業銀行只是把超額準備金率劃出一個點到法定準備金賬戶上去，沒有實質性變化。
商業銀行的存款去年是9萬多億元，只貸出5萬多億。在中國，貸存比的控制指標是75%。就是存1塊只能貸7毛5。但是發達國家是百分之百，吸收1塊錢存款可以貸出1塊錢。然而即使中國商業銀行的貸款比例低于發達國家25%，仍然貸不出去。
許善達建議，中國拿出5000億美元搞一個共享發展計劃，借錢給發展中國家搞基礎設施建設，同時要求這些國家用中國借給他們的錢來買中國的產能，從而把中國企業的產能輸出去。中國政府雖然沒有明確做這樣的規劃，也已經在做一些準備工作。他說，央行從去年三季度開始，向急需外匯用于對外貸款的商業銀行施以援手。相比較其他公開市場工具，央行這樣做一箭雙雕。既能夠調節外匯頭寸，又能夠回收人民幣流動性。有一個數字，截止2009年11月末，商業銀行金融機構外匯貸款3762億，同比增長51%。而11月末，外匯各項存款余額2049億，同比增長5%。換句話說，有1700億的金融機構的外匯貸款不是靠存款支持，而是靠央行支持。這1700億美元相當于回收了10000億人民幣的流動性，而兩次提高1個點的準備金率只控制了6000億人民幣。
今年政協會上，人們很關注通脹預期。一般來說，央行調控物價的手段，一個是數量控制，一個是利率控制。在現在的情況下，用利率控制手段風險極大。因為雖然利率是由各國的央行定的，但是全世界資金的流動性非常強。如果你的利率提高到一定的水平，跟其它國家的利率相比出現了一定的利差，那么提高利率來控制國內流動性的目標，就會因為大量熱錢涌入而使效果下降。因為中國的結匯制度，只要是外匯進來，央行必須拿人民幣買，就要釋放人民幣，產生進一步釋放人民幣流動性的結果。
控制貨幣數量還可以用央票。這個辦法控制的效果是可以的，發行多少央票就回收多少人民幣，央行承擔利息。但是這種控制的結果，對于資金的使用效率是沒有任何幫助的，只是解決一個流動性過剩的問題。但是如果采用借錢的辦法，就可以以資金做先導，用資金輸出帶動產能輸出。這樣，第一能夠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第二能夠帶動產能輸出，使得我們很多企業能把它的產品賣到境外去，第三能夠回收人民幣的流動性。
改革財稅制度調整三大產業結構
關于國內三大產業調整結構的問題，許善達重點談了現行財稅制度的阻礙作用。他說，從稅收上來講，1994年改革所遺留的最大問題就是營業稅的問題。1994年改革的時候，由于種種原因，決定在商品領域全面推行增值稅，服務領域全面保留營業稅。增值稅改革解決了過去產品稅的弊端：第一重復征稅，第二出口不退稅。但是現在看，從1994年到現在已經16年了，在第三產業領域，我們實行的營業稅仍然是重復征稅，仍然是出口不退稅。而且因為有營業稅和增值稅，這兩個稅制之間還存在著重復征稅。這樣的營業稅制度就造成了現在第三產業的發展不理想的情況。
這個稅制的影響有多大？許善達說，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今天我們把增值稅取消了換成產品稅，然后重復征稅，出口也不給你退稅了，中國能不能成為一個制造業大國。不要說重復征稅的問題怎么解決，光把出口退稅降低幾個點，看看出口會是什么局面？但是當前中國的服務業就是出口不退稅，帶著稅出口，一道一道還要重復征稅。這樣的制度制約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對于增加就業、增加收入都有很大的負面作用。
他介紹說，地方上最近一段時間也進行了不少探索，有一點突破。其中有一個進步，就是一些城市搞的信息化服務，實行了免稅政策。南京是全國這種服務做得最好的地方。但是這個突破的范圍太小，領域太窄，絕大部分的服務業仍然還是處在一種重復征稅和出口不退稅、不免稅的狀態，所以在世界市場上就沒有競爭力�！叭绻覀儾幌聸Q心改掉這個稅種的話，我們國家這個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是實現不了的�！�
不過許善達說，雖然稅款占的份額并不大，但是要改這方面的稅制難度非常大，可以說是把1994年改過的稅制再改一遍。而且還需要領導人的決策。
但是他表示：“這一步假如某一天要邁出去的話，中國整個的局面就會大變。就像我們花了十幾年，從一個普通的國家變成一個全世界的制造業大國，出口量超過德國變成世界第一。如果我們的服務領域再能有一個好的制度環境的話，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又將是今天難以想象的�！�
全球的市場經濟都是相關聯的
問：應該怎么樣去理解您提到的產能輸出，是否僅僅局限在產品輸出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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