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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出生于上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20歲-30歲之間的新生代農民工已是數量龐大的農民工主體，數量達1億人左右。他們有著不同于上一代農民工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今天面對新形勢，他們在城市面臨著不少新的困境，比如：迫切的婚姻問題、身份認同問題等，因此亟須對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這些困境予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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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居住證取代暫住證，2009年12月25日，在大連工作生活多年的一位農民工高興地拿到了首批居住證。當日，大連有200位流動人口拿到了首批居住證。新華社記者 閆平/攝 | 想當城市人無奈門檻多
(一)婚姻：難以走進“圍城”
根據2008年2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公報顯示，2006年外出從業勞動力中，20歲以下占16.1%；21歲-30歲占36.5%，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28.6歲。新生代農民工正處在婚戀的黃金年齡，但受限制，處于難以走進“圍城”的困境。
受職業限制找不到愛情。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農民工在第二產業從業人員中占58%，在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占52%；在加工制造業從業人員中占68%，在建筑業從業人員中占80%。尤其在建筑業、加工制造業方面幾乎都是新生代男性農民工的就業首選。這些工作臟、累、苦，工資待遇不高，風險大，很難獲得女孩的青睞，也難以獲得與女孩相處的機會。
同樣，在一些玩具加工業、電子產品組裝服務業、紡織制衣業等廠子里則是新生代女農民工成群結隊，同樣苦于“戀愛無人”。這些單位新生代女農民工占絕大多數，加上她們在戀愛上一般比較矜持，不好意思主動和廠外的男性接觸，所以她們的婚戀也成了老大難問題。此時，職業搭起的圍墻正束縛著這些青春萌動的新生代農民工。
收入水平偏低影響愛情發展。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調查，從收入水平看，新生代農民工的工資水平總體不高。新生代農民工收入在1501元-2000元之間的占16.9%，1001元-1500元的占21.6%，701元-1000元的占26.6%，501元-700元的占23.4%。其中能準時或基本準時拿到工資的占75.3%，偶爾拖欠的占17.4%，經常被拖欠的占7.3%。經濟是一切的基礎，新生代農民工的愛情與婚姻，同樣需要經濟條件為基礎，愛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在“空中樓閣”上，這也影響到新生代男性農民工未來的擇偶。
(二)身份：非城非鄉
從職業上講，新生代農民工已是產業工人的主力軍。根據統計，目前農民工數量上已遠遠超過原有城鎮戶籍的公有制二、三產業的職工，達到我國工人總數的2/3以上，作為生產主體支撐著國家的工業化，是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主力軍。全國總工會2007年組織開展的第六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農民工在第二產業中的分布占64.4%。從行業來看，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等行業，其中制造業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職工的31.9%，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分別占9.4%和9.1%。而城鎮職工中在制造業中就業的比重只有22.8%。2008年南京師范大學《江蘇省當代農村進城務工青年價值觀研究——基于江蘇省蘇南、蘇北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抽樣調查》顯示，75%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屬于工人群體，定位為產業工人，僅有8%的人認為自己是農民。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穩定性差、流動性強，多數企業都還沒有把他們當作穩定的產業工人；另一方面，他們承擔著城市最累、最苦、最臟、最險的工作，他們與城市產業工人相比，享受不到應有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福利待遇，不能同工同酬同權，處于城市里的社會底層。
從地域上講，新生代農民工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是市民。新生代農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與老一代農民工“白天機器人、晚上木頭人”的單調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農民工要尋找豐富多彩的娛樂生活，泡網吧、下迪廳、染頭發、穿時髦服裝，對攢錢并不十分看重。他們講究的是“心隨我動率性(彰顯)自我”。新生代農民工通常也會在春節時回家一趟，但那僅僅是“禮節性的儀式”，對家鄉的鄉土認同更多的是包含著對親人的感情，對農業活動則缺乏濃厚的感情和興趣。他們更傾向于改變現狀，想在城里有喜歡的工作，買房子，娶妻生子，真正融入城市。2007年發布的《廣東省青少年發展報告》顯示，有27.4%的新生代農民工希望在務工城市買房成新“客家”；50.2%的新生代農民工表示“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再干幾年回家”或“想盡快回家”的加起來只有不到2成《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發展狀況及代際對比研究報告》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選擇“在打工的城市買房定居”。他們手機的擁有比例高達72.9%，絕大多數人的通訊方式都很現代化。但城市顯然還沒有做好接納他們的準備，依然是“經濟接納、社會拒入”。
從法定身份上講，新生代農民工仍然是農民。當前受戶籍限制，新生代農民工的法定身份仍然是農民。新生代農民工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出生長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畢業后直接進城打工，他們沒種過地，不會種地，更不愿意種地，普遍存在著農民不愛地，農民不愛農，農民不識農，“輕農、厭農、棄農”意識嚴重。雖然戶口在農村，他們更傾向于把自己定位為城市人，壓根兒就沒準備再回農村，出來長見識的同時，希望能夠和城市人一樣“體面地活著”。
(三)職業：高不成低不就
新生代農民工不同于父輩，就業期望甚高，但仍面臨困境。
就業期望高與敬業精神差。新生代農民工對工作崗位比較挑剔，怕吃苦，常常不能踏實工作。一項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敬業精神差，且職業流動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換工作0.45次，而5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農民工僅為0.08次，其跳槽頻率是其父兄輩的近6倍，即使能夠做到“敬業”，也很難做到真心“愛崗”。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為“生活、生產環境和閑暇時間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歡那個工作”或者只是“想換個環境”。并且新生代農民工在獲得工作的同時還要求享受生活，得到尊重，在文化、娛樂、健身等精神方面的需求不斷增強。新生代農民工以獨生子女為主，他們從小就被父母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這種期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們不切實際的就業意愿，即只希望找那些社會地位高、條件好、工資高的工作。加之有父母做其強大后盾，生活壓力小了很多，所以他們中的一些人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跳槽，主動選擇自己想要的工作環境。
就業期望高與職業技能低。隨著經濟發展，社會對農民工的素質需求也發生著變化。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報告顯示，農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比以前高出8.54個百分點和2個百分點，但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較低，缺乏必要的專業培訓、專業知識、專業技能，不了解工業生產或現代化服務業的基本規范，同現代非農行業對勞動者的要求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國務院研究室2006年發布的報告顯示，農村勞動力中接受過短期職業培訓的僅占20%，接受過初級職業技術培訓或教育的占3.4%，接受過中等職業教育的占0.13%，而沒有接受過技術培訓的占76.4%。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84%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參加技能培訓對找工作有幫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農民工沒有參加職業技能培訓。《廣東省青少年發展報告》顯示，有高達62.6%的新生代農民工未來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業”是他們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他們不愿像上一代農民工那樣承擔城市里低端的重體力活，又無法勝任復雜的技能型和知識型工作，難以在城市找到合適的定位，基本上只能從事體力運輸、建筑小工、工業加工以及低層次服務等勞動密集型、重體力、低報酬行業。同時過于頻繁跳槽，使得他們對每個行業、崗位只能作蜻蜓點水式的了解，每一項職業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學徒期”的水平。如此周而復始，也形成惡性循環。沒有過硬的職業技能，他們很難融入城市，并且體面地生存。
(四)落戶“三壁壘”
根據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在流入地長期居住的愿望強烈，但高門檻限制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
經濟壁壘。2006年3月27日《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發布后，經調查，許多省會城市都將農民工購房在60平方米之上作為落戶條件之一。目前房價少則幾十萬，多則上百萬，對于收入微薄卻喜歡大手大腳花錢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他們能夠實現的積累非常有限，這種以貨幣構筑的以經濟壁壘取代身份壁壘的新門檻對普通農民來說仍然是難以逾越的，這也是他們融入城市的一大經濟障礙。
素質壁壘。目前不少省會城市落戶要求農民工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少地方仍然要求達到大專文化程度。第二次農業普查數據公報顯示，2006年，農村外出從業勞動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90.0%。這對以初中為主要群體的新生代農民工而言，也是進城落戶的一大障礙。并且不少地方對農民工進城落戶實行二元待遇。比如重慶市2006年8月1日實行了《關于解決進城農民工戶籍問題的意見》，重慶公安局就指出，“本市農民工在主城落戶的條件實際上大大降低，而在重慶務工的其他省市的農民工要落戶重慶主城區，文憑“門檻”沒變：仍需大專以上學歷。且購買的住房人均面積達到30平方米以上，并實際居住。
社會福利壁壘。我國各地社會福利系統不兼容。我國戶籍制度改革主要是以省級為改革單元，以城市為中心展開的。一些省份已在省內實行城鄉戶籍統一，但省際之間人口自由遷徙障礙依然較大。各地社會福利系統的不兼容是制約人口省際遷移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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