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溫·羅森也說對了
超級明星可以通過為頂級富豪提供服務從而加入頂級富豪圈。全球化和技術革命使一些像比林頓夫人之類的超級明星將影響力規模擴至全球，并獲得與之相應的全球財富，這種擴大影響力的方式更有力地推動了21世紀的超級明星經濟。這就是舍溫·羅森非常感興趣的超級明星效應，該效應十分明顯，也極容易理解。這些超級明星是“雙生鍍金時代”的直接受益者。
借助互聯網的傳播，Lady Gaga的聽眾比比林頓夫人的要多幾億人。她的單曲《天生如此》5天內熱銷100萬支。2011年，Lady
Gaga已在全球售出2 300萬張專輯和6
400萬支單曲，榮登《福布斯》百位名人榜冠軍寶座。2010年5月~2011年5月間，她在25個國家演出了137場次，總收入達1.7億美元。據《福布斯》估計，2010年Lady
Gaga的收入達9 000萬美元，是一個典型美國家庭收入的1
800多倍——1801年比林頓夫人驚人的1萬英鎊收入只是當時英國農場工人平均工資的200倍。
為什么Lady
Gaga的身價相當于4個比林頓夫人？其實答案并沒那么神秘。她們都是各自時代的頂尖歌后，享譽全球。但是能聽到比林頓夫人歌聲的唯一方式就是親自去看她的現場演出，而如今只需通過互聯網就能聽到并看到Lady
Gaga的表演。全球化和技術革命使得Lady Gaga的音樂傳播給了更廣泛的觀眾，因而她成了更耀眼的明星。
演員和運動員中的超級明星也是全球化和技術革命的受益者。查理·卓別林從真實舞臺轉戰銀幕，他的收入也隨之增長了1
000倍。但是比起當今的影星，他的收入還算比較低的。卓別林1916年~1917年的收入是67萬美元，而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2010年~2011年的收入是7
700百萬美元——經通貨膨脹換算后，后者的收入是前者的6倍。規模經濟同樣使體育明星變得富有。20世紀60年代中期紐約揚基棒球隊明星擊球員米基·曼特爾的賽季收入約為10萬美元。而50年后，揚基隊明星球員亞歷克斯·羅德里格斯2012年的收入是3
000萬美元。經通貨膨脹換算后，后者的收入是前者的50倍。超級明星和普通從業者之間的差距也在擴大。曼特爾的收入是棒球球員平均收入的近五倍，而羅德里格斯的收入是美國棒球聯盟球員平均收入的十倍多。
有一點尤其值得注意，即便互聯網削弱了曾經扶持那些明星的行業，但羅森眼中的超級明星還是變得更富有了。雖然互聯網挫傷了音樂行業的元氣，Lady
Gaga之類的歌手仍舊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功；雖然電影制片廠也元氣大傷，但電影明星還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雖然球隊變得一文不值，但體育明星還是能賺得幾百萬美元。
超級明星參加報酬豐厚的實況演出，再利用新科技傳播自己的名氣，從而獲得源源不斷的收入，靠這樣的方式他們始終占據著財富之巔。2011年，Lady
Gaga的大部分收入源于她的現場表演，其他高收入的歌手也是如此，如U2、邦·喬維、埃爾頓·約翰和保羅·麥卡特尼等。這些明星的收入都超過了6
500萬美元——大部分來自現場演出。
我們可以看到羅森效應和馬歇爾效應互相助長。低成本、高效率的通訊手段使少數表演者比以往更快地、規模更大地獲得全球名望。25歲時，Lady
Gaga就在全球銷售了6 400萬支單曲。但是，她同賈斯汀·比伯相比還是稍遜一籌，比伯16歲時制作的一個視頻的瀏覽量已接近7.5億次。
這里存在一個悖論，使Lady
Gaga和賈斯汀·比伯名聲大振的大部分技術并不會為他們創造財富。2012年，這兩位明星同各自歌迷交流的最強大工具是推特（Twitter）——Lady
Gaga擁有超過2 500萬名粉絲（她稱這些粉絲為“小怪物”），比伯擁有超過2
300萬名“比迷”。推特本身并不賺錢，但是推特為現場演出貢獻了大量觀眾，而現場演出是賺錢的。
現場演出是馬歇爾效應擴及全球的例子之一。正如越來越富有的英格蘭曾資助德魯里街劇院和考文特花園劇院的大量劇作（兩個劇院間的競爭推高了比林頓女士的演出費），新興市場中產階層的崛起和全球超級精英的崛起也為當今的明星演員提供了富裕的觀眾群。全球規模對于解釋當今的超級明星經濟至關重要：2010年，Lady
Gaga在29個國家演出過，U2走了15個國家，埃爾頓·約翰到過16個國家，邦·喬維在15個國家巡演。我們可以將這些音樂家視為大眾文化的產物，但是他們的演出屬于精英活動。Lady
Gaga“天生如此”演唱會的平均票價高于100美元。
經濟學家艾倫·克魯格研究演唱會門票價格后發現，1982年~2003年這20年間，以眾所周知的“音樂電視”（MTV）為代表的音樂視頻和“納普斯特”（Naspers）領銜的電子分享技術先后擴大了頂級表演者的影響范圍。收入最高的前5%藝人的演唱會收入份額增長超過20%：從62%增長至84%；收入最高的前1%藝人的業績更好：他們的份額翻了一番，從1981年的26%增長至2003年的56%。
對于超級明星而言，同億萬富豪階層進行更私密的交易是規模更小但更重要的收入來源。據說，30多歲的俄羅斯商人阿爾卡季為出現在Lady
Gaga的《亞歷山大》音樂視頻中，付給她100萬美元。甚至是那些剛過鼎盛時期的明星也能通過給予頂級富豪個人出鏡機會而獲得豐厚的回報。這似乎已成為私募股權行業大佬們的慶生慣例，相當于給自己烘焙一塊自制的生日蛋糕。2011年，私募股權集團阿波羅全球管理公司創始人利昂·布萊克舉行了一場爵士音樂會，以慶祝他的60大壽，生日會耗資100萬美元邀請埃爾頓·約翰前來演出。希拉里·斯旺克曾同意參加俄羅斯聯邦車臣共和國總統拉姆贊·卡德羅夫在首府格羅茲尼舉行的35歲生日慶典，她能因此獲得6位數的報酬，但她最終發現，在全球經濟中，參加這些特約演出有時會得不償失。她和一名軍閥同臺，而那名軍閥因折磨和殺害他的對手臭名昭著，結果她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嚴厲的譴責。
“公共知識分子”也利用了羅森效應（群體流行）和馬歇爾效應（向頂級富豪索取高昂費用）賺取大部分的收入。以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商業作家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為例，他寫書的報酬是幾百萬美元，但是他通過做每場10萬美元的演講，能夠更加輕松地賺到和寫書幾乎相同的報酬。他的演講聽眾包括黑石集團的投資家和加州卵石灘法律會議（法律界的達沃斯會議）的世界頂尖律師。
你不需要問鼎暢銷書榜單，僅從面向超級精英的巡回演講中就可獲得豐厚回報。政治分析師查理·庫克是創刊28年的《庫克政治報告》的編輯。他通過演講來“補貼”他的記者事業，他稱演講的“油水很多很多”，雖然“要拖著這身老骨頭一周跑三個城市”。
馬歇爾效應（為越來越富有的群體進行現場演出）同羅森效應（依靠技術擴大影響力）相輔相成，它們正在形成一種超級明星效應，這已經顛覆了我們對表演藝術的理解。
以廚師為例，馬歇爾所提及的從超級富豪“滴流”下來的財富造就了超級明星廚師的崛起。頂級富豪不僅堅持請最好的出庭律師、最優秀的賽馬騎師，他們還想在西班牙牛頭犬餐廳就餐，享受定價250歐元的套餐。你可能認為，事情就到此為止了。畢竟，準備一頓美味佳肴同在法庭上為案件辯論或騎上賽馬奔馳一樣，都是需要親身實踐的，無法像詠嘆調或者戲劇那樣被復制或形成規模。
不過，對于超級明星而言，那是對經濟來源的嚴重限制。明星廚師對此的應付手段是將他們的行業從高端的私人服務轉變為可形成規模的大眾表演。馬里奧·巴塔利在紐約西村開設了一家意大利小餐館Po，并隨之聲名鵲起，然而即使一盤意大利面賣15美元，也只能賺點小錢。巴塔利真正成為超級明星是在1997年，當時他與電視臺簽訂合同，在美國“食品網絡”頻道主持《非常馬里奧》節目。電視節目帶來的名氣不僅吸引了很多食客光臨他的餐館，而且讓巴塔利成為了大規模零售商——他成了暢銷書作家、自制意大利面醬汁的生產商、葡萄園主，以及曼哈頓熨斗大樓斜對面集意大利雜貨店、紅酒商鋪、餐館于一體的意大利美食城的合伙人。如果客戶足夠知名，超級明星廚師甚至不需要開設實體零售店便可在大眾媒體中打造第二職業。例如，奧普拉·溫弗里2007年之前聘用的私人廚師阿特·史密斯就借著她的名氣出版了三本烹飪書、開了三家餐館，并利用自己的名氣為其他餐館寫菜譜。
2011年6月底一個溫暖宜人的夜晚，博思艾倫咨詢公司在阿斯彭草地度假村舉辦了阿斯彭理念節。你可以從超級精英晚宴中看到超級明星廚師是如何同時從羅森效應和馬歇爾效應中受益的。當晚的來賓包括艾倫·格林斯潘等名人。精品藝術般的食物已成為超級精英生活的一部分。為了這次“一生中難得的晚宴”，博思艾倫公司請舊金山德爾菲娜酒店集團的聯合創始人和共有者克雷格·斯托爾乘飛機前來，同他的廚房人員一起準備。每道菜都會由《大西洋月刊》雜志的高級編輯和食品作家柯爾比·庫默爾點評一番。
每道菜的背后都有很多故事。例如，第二道菜是伯克夏豬里脊肉配菜豆和格拉巴酒腌制的櫻桃。上菜后點評也隨即開始：“豬肉來自十分講究倫理的‘尼曼牧場’豬肉廠，該廠創始人的第三任妻子是素食主義者，也是《正當的豬排》一書的作者。歐洲酸櫻桃是由德爾菲娜的員工在舊金山的農民集市中采購的——此舉相當成功，由于今年收成不好，櫻桃十分稀少——然后在德爾菲娜自制的格拉巴酒中腌泡而成。甜點是德爾菲娜意式脫脂奶凍，用兩種森林果子——黑莓和覆盆子加以點綴。今天一早，德爾菲娜的員工將果子裝進隨身行李，塞入頭頂上的行李艙，從舊金山運到阿斯彭。”當庫默爾說到最后那個細節時，大多數就餐者抱以熱烈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