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從慘痛的經歷中了解變革。2008年，索羅斯經歷了一系列金融災難事件，順利渡過難關后，他將其同他1944年的經歷相提并論。那時，他還是個14歲的猶太小孩，和家人一起在被納粹占領的布達佩斯躲避大屠殺。在德國人到來前，索羅斯一家和他們的圈內好友過著安逸且相當世俗的生活。他們社區的很多人沒能意識到平靜的生活即將結束，他們需要即刻逃離。而索羅斯的父親蒂瓦達爾是個例外。作為奧匈帝國的官員，他經歷過1917年的俄國革命，他從革命中學到，有必要做出同樣激進的行為來響應變革。不顧妻子和岳母的反對，蒂瓦達爾立即將家人送到隱蔽之所——這個決定拯救了全家人的性命。現在喬治·索羅斯已步入耄耋之年，身體強健，皮膚曬成了棕褐色，一頭濃密的銀發，戴著助聽器，喜歡穿量身定制的精致西裝。他認為，父親的變革經歷給了他“決定性”的影響，幫助他預見并響應當前的危機。
“我認識到，要存活下來就必須要采取積極行動。我想這其實是源于孩提時代的經歷，一部分靠學習獲得，一部分靠親身經歷……我父親的經驗就是你如果在那些規則不適用的地方遵守規則的話，你就死定了。所以，你是否能存活下來，取決于你是否意識到常規根本不適用……有時，坐以待斃是最危險的。”
早期的生活歷練塑造了索羅斯的投資風格和投資哲學。“我的泡沫理論就是從這種現實經歷中轉化而來的，因而能在經濟繁榮和蕭條中得心應手。”
索羅斯的兒子喬納森也這樣認為。喬納森是三項全能比賽運動員，畢業于哈佛法學院，婚后育有兩個小孩。他在美國繁榮和穩定時期出生，在他父親看來，他不是變革的領導者。喬納森這樣評價他的父親：“那段經歷使他能識破假象。他能看穿表面上非常穩定的事物，比如看穿一塊像大理石的東西其實只是石膏……我們建立的制度和機構都是人為的，不一定會長久。”
雖然許多首席執行官和監管者稱之前不可能預測到金融危機，職業交易員卻認為，早在2005年就可以基本判斷出飛漲的房價和龐大的衍生品交易正在制造下一輪資產泡沫。
“不論何時，我如果讀到某人不能預見泡沫到來的文章，我會暗自好笑。”索羅斯麾下的前首席投資官基斯·安德森對我說。安德森身材高大魁梧，聲音柔和，毫不起眼的辦公室里貼著許多他的孩子微笑的照片。安德森十分友好，樸實無華，與其說他是達沃斯年會上的大人物，不如說他是少年棒球聯盟球員的爸爸，他還有著第一流的財富管理履歷。“幾乎每個有頭腦的人都明白并且知道房產泡沫就在那兒，擔保債務憑證和金融衍生品也正在造成市場扭曲。”
難點在于弄清泡沫破裂的時間。“問題是，”他說，“我們花了太久時間思考這個問題，而且得出了錯誤的結論。我們明白泡沫存在，但是你不會去賭泡沫會破裂，因為你還沒有滿足。”
“歷史有多個版本，”安德森解釋道，“一般報紙上的常見版本是‘真是一群傻瓜！竟沒有人看到泡沫。’其實，許多人看到了。關鍵是我們要弄明白：什么時候泡沫會破裂？什么會促使其破裂？我們如何從中獲利？”
2007年年中，當索羅斯決定需要再次采用積極方式管理資金時，他把量子基金的大部分托管給了外部經理人。“外部經理人和相對較少的內部經理人用‘完全審慎的態度’進行操作，”索羅斯回憶道，“他們有各自的風格、各自的投資比率，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持有資金。”
索羅斯說:“我們不會去干預他們對賬戶的管理，因為那不是我們的運營方式。”所以他建立了一個自己管理的賬戶用以平衡他們的頭寸。“大致說來，這個賬戶包含了大量的對沖基金，用來中和內部和外部經理人的市場投資比率，然后將投資比率保持在空頭。”索羅斯不僅對時髦的新型衍生品一無所知，他自己也承認，現在對個股也知之甚少了。所以，世界上最偉大的投資家之一竟用如此簡單的工具來防止金融危機的來襲，而普通投資者可能會不屑使用這兩樣工具：標普期貨和其他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索羅斯也做簡單的對賭：“一般而言，我做空股市和美元。”
索羅斯并不全然正確。“現在不確定性如此之大，波動如此之大，在這種情況下，你不能下大賭注。”2008年年底，索羅斯對我說，“我犯的錯誤之一是其實我今年下的賭注太多了，頭寸過大，所以為了控制風險，我不得不反復買入和拋出。要是我在更小的規模上持有一些基本頭寸，并且不被市場嚇得拋掉那些頭寸的話，我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我的戰績本可以好得多。”
索羅斯之所以能取得顯赫戰績，是因為他用于探測變革的“雷達”是思考世界的方式，而不是傻瓜算法。“這種宏觀投資的難處就在于此，”安德森告訴我，“人們可以像索羅斯一樣察覺出失衡狀況，但找不到什么才是激發變革的催化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