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這里不是詳細討論上述這種思維方式之處。讀者會從馮教授的書作中找到很多信息和靈感。他是一位對德國自由主義的敏銳的觀察者和研究者。我對黑格爾思想的評述旨在補充一些額外的洞見，以幫助讀者進一步看到這種思維方式對于觀察當前中國狀況的潛能。在設計其未來政治和經濟秩序過程中，中國必須找到自己的方式來平衡眾多個體、團體和政府在一套憲則安排中的不同要求，這種憲制安排將正式法律與其自己的“倫理生活”方式結合在一起。因此，馮教授的書作也反映了中國的文化傳統。問題在于，我們在何等程度上就能甄別中國社會秩序的文化和非正式的方面，這兩方面需要與正式的制度安排相結合，形成一個和諧的整體，由此較之于諸如美國、德國或者歐洲的道路，形成一條“中國”道路。
在我看來，存在著重要的歷史路徑可供考慮，將之作為通往未來的道路。例如，清朝政府的“低稅”可以是一個重要的概念框架,也可用來考慮借以型塑政府與市場之間關系的進一步發展;這一問題與應該如何調節中央和地方之間關系的問題（馮教授新書中的兩個主題）有關。例如，“低稅”國家與社會相結合，在其中地方社區蓬勃發展，并且依托公民對公共產品的其他貢獻：事實上，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大部分可以是或是由鄉鎮和城市提供的。在低稅國家，中央政府會專注于處理涉及真正的國家和全球利益的問題。清朝府確實就是這樣去做的。古代中國的文明在18世紀發展到了頂峰，吸引了歐洲眾多觀察家和思想家的贊賞，包括魁奈，他甚至被譽為“法國的孔夫子”。
中國是否會找到自己的道路，這對于找到全球秩序問題的解決方案而言，即使不是關鍵，也很重要。在這一語境下，再回到政治哲學分析，可以取得累累碩果。約翰·羅爾斯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之一，他曾提出的“政治自由主義”
理論，似乎也呼應了黑格爾的重要思想。在當前的語境中，最重要的是他對“福利資本主義”的批評。這一批評所強調的要點常常被觀照社會秩序觀的經濟學家忽視，比如近期諾思、沃利斯和溫加斯特的新近論著《暴力與社會秩序》就是如此，馮教授也在書作中提及過。這些作者以純粹形式的角度定義了“開放進路的秩序”，并認為在20世紀的政府規模擴大，無須從負面的角度去觀察，它反映了政府越來越多地響應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羅爾斯對多數“福利資本主義”社會的看法，其批評性要更為強烈得多。他也關心秩序自由主義思想家所強調的問題：權力高居哪個位置？權力的來源是什么？這些權力如何對人們施加影響？在羅爾斯看來，福利資本主義從事收入的再分配活動，但他們維護更根本的財富和權力分配，使其不受影響，因此違背政治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
如果我們考慮到新近發生的兩場當然存在相互連帶關系的危機，即2008年金融危機和持續的歐元危機，羅爾斯的批評就非常具有啟發意義。誰從所有那些救援操作中獲益？受益者都是當前的權貴。“對銀行施救”意味著維護這些權貴的權力地位。幾乎所有的頂級高管都毫發無損地逃脫危機。舉個例子，根據當前的貨幣政策，利率為零或幾近為零。這導致對普通公民的剝奪。他們為自己的退休生活而進行儲蓄，很少擁有實物資產和其他形式的財富，比如房地產。這是羅爾斯認為需要批評福利資本主義的地方。最終，福利資本主義牢牢把守目前的權力結構，甚至以損害他們為代價，從表面上看，他們似乎是領取福利服務的得益者。零利率不會對緩解在南歐的巨量失業人員和成千上萬的中小企業所面臨一個可怕的信貸緊縮問題有所助益。但它撤銷廢除了對儲蓄的回報支付，削弱了養老金制度。最糟糕的事情是，普通公民沒有真正的選擇自由，無法去選擇一種替代的方式以保護歸其所有的小份國民財富。
羅爾斯認為，只有兩種可替代選擇與政治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相符：存在財產權的民主和自由社會主義。在我看來，這種理念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正在發展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有著極端重要性。德國秩序自由主義學派顯然贊成存在財產權的民主。這是一個系統，其中生產性資產的財產權主要歸私人所有，而其分布廣泛分散。事實上，許多早期的秩序自由主義者甚至批評一些當前流行的制度，比如上市公司制度和有限責任公司制度，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制度為公司權力的膨脹奠定了基礎。另一種選項，即自由社會主義，會表現出很大的公有制成分。這當然引起了在市場競爭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但羅爾斯的觀點是，自由和權力之間的關系是更根本的，所有權問題可以單單基于效率理由就能被部分得到決疑。
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反映了黑格爾的承認原則。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中，每個人都被納入政治進程之中，每個人都有參加的手段，每個人的貢獻都被視為對一個社會的一般善是有價值的。這包括某些基本的經濟權利和能力，按照阿瑪蒂亞·森的說法：人們可以每天苦干12小時，而沒有空余時間參與公共活動。政治參與需要政治素養，從而要求參與者接受高水準的教育，而且這種機會對于每個人來說都應該是平等開放的。諸如此類，以此類推。
這種政治自由主義的特定制度條件需要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得到醞釀。例如，政治自由可能意味著地方社區依托公民參與而發揮強有力的作用。它并不僅僅意味著“不受約束的市場”，它可能包括國有制遵循一些基本的規則在經濟中發揮強大的作用，具體視發展的水平和歷史條件的不同而不同。這里重要的是，生產性資產的國有制是否為經濟中的特權和權力的不平等分配（這可能是體現在獲取信貸和補貼的特殊待遇，或對民營企業的市場進入設置障礙）提供了依據。如果是這樣，國有制就違背了政治自由主義原則。我認為這樣的推理方式提供了一個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以更好地直面中國未來的政治和經濟秩序。
如果中國能夠找到屬于自己的秩序觀念，這將在世界史上構成重大的歷史性分水嶺。中國自身不至于標榜霸權，而是偏重于一個多極化的世界體系。中國這樣做有其道理。然而，這里在價值觀和觀念方面的引領肯定會發揮一大作用，這種引領只是反映了在一定的歷史情況和背景下公共話語和智識辯論的創造力和創新。中國需要重新思考諸如“秩序”和“繁榮”之類基本觀念的含義。就個人而言，我認為中國的文化傳統也提供了一些靈感。繁榮指涉一種“美好的生活”，后者意味著享受生活，但主要是指過一種有著道德責任的生活。在這方面，古代中國的儒家思想家和早期歐洲也即希臘的哲學家，其看法似乎接近。良好的生活意味著在秩序、正義和繁榮中生活。今天，這意味著包容性增長，承擔環境和社會責任的工商活動，或不存在腐敗和政治權力的濫用。我希望中國能夠找到自己的夢想。
（作者系德國法蘭克福財經管理大學東西方文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吳英燕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