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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馮興元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如果中國能夠找到屬于自己的秩序觀念，這將在世界史上構成重大的歷史性分水嶺。中國自身不至于標榜霸權，而是偏重于一個多極化的世界體系。
一
新思想火花的產生總是源于舊觀念的新組合。因此，在社會和經濟思想方面最重要的是跨文化話語。例如，一些歷史學家認為，西方國家有關經濟的一些基本自由主義思想觀念是來自中國的舶來品，而且法國經濟學家魁奈就是第一個將這些思想融會貫通、形成一種理論體系的人。這種觀點認為，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是道家的“無為”思想的一個遙遠漂渺的回音。這些跨文化邂逅并不需要跨國界搬移特定的思想，而是只要傳播有關如何看待事物的有高度影響力的基本觀念、思維定式和一般視角，顯然這也體現在這樣一種情況中：道家思想家將人類社會及其秩序作為“自然”現象來對待，在此不直接施加干預而保持均衡是可能的。這種思想與中世紀歐洲的思想截然不同，因此，歐洲有可能從中國引入了一些新鮮的觀念。
馮興元教授的新著《規則與繁榮》是有關跨文化轉移的另一例證，雖然這里的轉移基于有關轉移對象的詳細的知識和信息。要緊的是德國有關“秩序”的基本理念，其中涉及“憲法”觀。他使用一種專門的中國術語即“憲則”，既取自中國古典文獻，又可捕捉這種“憲法”觀的要義。根據我的理解，這種“舊詞新意”著意于把握這樣一種思想，即“憲法”不僅指涉正式的國家基本法律，而且也涵括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因此也涉及一些文化遺產，它們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造成某些涉及人類社會互動的基本規則。根據德國人的理解，這些就屬于“秩序”形態。因此，按照瓦爾特·歐肯(Walter
Eucken)的觀點，一個“經濟系統”是某種一般性的協調體系，如“中央計劃經濟”體系，但一種“經濟秩序”則指涉一些特定國家的基本政治經濟形態，它們嵌入于這些國家的歷史和文化當中。
如果我們看看當前的經濟科學，許多觀察家已經指出，它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美國經濟的最抽象意義上的研究。如果考慮政治經濟學問題，這更為明顯。在這里，例如“尋租”理論顯然是在抽象層面指涉美國的政治“機器”。事實上，一旦我們考慮到有關政府和經濟之間的關系的基本設想，不同國家之間歷史和文化背景的差異是最明顯的。區別之一是對“自由”的理解。美國人對這一術語的理解是個人主義的，它把獨立的個體置于國家及其政府的對立面。這與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契約論”相契合：處于“自由”的“自然”狀態的個體同意建立政府，因此個人的自由限制了政府的作用。當然，這些理念反映了美國的歷史，它產生于來自“古老歐洲”的移民和定居者的流入，其中很多人往往是為了逃離政治迫害和出于嚴重的經濟困境。美國獨立戰爭為本國人有關政府的態度和價值觀創設了另一種具體背景。這一歷史背景與歐洲非常不同。在歐洲，各種形式的政府、宗教信仰和區域文化相互之間處在不斷的軍事和經濟競爭之中。在那里，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革命運動，最終導致了現代民族國家作為一個緊密整合的文化、社會和政治單元而出現。
在這一歐洲背景下，另一種有關自由的思想得以創立。有趣的是，這種思想位居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一書的中心。這是一部飽受批評的書作，有關新近時期一些國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公眾在閱讀這部書作過程中，很少注意到，這不是簡單地為西方資本主義的勝利高唱贊歌。福山也指出，部分最被視作“西方”的自由理念，并非真正如此，也許應該被視為“歐洲大陸”的自由理念。他認為，一方面，有關自主個體的自由和社會契約的理念主要是英美政治思想傳統。但是，還有另一種傳統，它屬于歐洲大陸的傳統，它典型地體現在哲學家黑格爾的著作當中。福山偏重這一傳統，而在現代美國，它可能干脆已被人遺忘。在托克維爾撰寫有關美國早期民主的著名觀察時，這一傳統還相當富有勃勃生機。
事實上，黑格爾可以視為現代德國“秩序”觀在智識上的開山鼻祖。這一“秩序”觀在馮教授的這部書作中有其重要的地位。黑格爾和現代英美政治思想傳統的根本區別是，黑格爾認為，自由不是“自然”的，它只能是制度發展的結果，而且這種制度發展，主要是指市民社會和政府的興起，兩者都使得自由表達成為可能。政府對于創立個人自由是必不可少的。這樣，自由最基本的決定因素是福山所指的、作為自主的人類個體的“理性的相互承認”，今天，這可以與更時髦的術語如“包容性”相聯系。在黑格爾的思想中，“包容性”體現在這樣一種理念中：“工作的權利”是一項基本人權，因此實現充分就業是政府的一項任務。對于黑格爾，“工作”是緊要的，它使人擁有一種“生活的目的”，由此，這一點在市民社會為所有其他市民所承認。所以，自由的理念也與繁榮的理念相銜接。而“繁榮”乃是馮教授這部書作在“憲則”之外所關注的一個主題。
有趣的是，這一思想遺產從來沒有得到現代德國自由主義，尤其是其中的“秩序自由主義”的完全承認。原因是，很多人把黑格爾的思想視為馬克思的思想的前身，從而將其視為似乎是與自由主義有著重重矛盾的思潮。但事實上，黑格爾是德國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來源。現代秩序自由主義認為，政治和經濟秩序的最根本問題就是權力。權力可以出現于市場和政治之中，因此不能簡單認為，“自由市場”意味著根本的政治和倫理意義上的“自由”。社會和政治秩序的根本困境是，在市場中的權力只能通過強有力的政府才能加以限制，而且在此政府需要強大到足以創造反制力。
因此，最壞的結果可能是強大的政府權力和雄厚的經濟權力的勾結。秩序自由主義思想家認為只有在法治下才能解決這種困境。反過來，法治需要嵌入文化框架之內，比如，法治要納入德國的背景下，就要嵌入基督教形式的宗教。這些理念導致產生了德國的現代經濟體制（即所謂“社會市場經濟”）甚至德國憲法的很多具體的歷史特點。例如，德國憲法嚴格保護私有財產，但又通過規定更根本的社會責任價值和規范，以防止濫用來自財富所有者的私人權力。這反映了黑格爾對政治共同體中的“倫理生活”（即“德性”）的關注，這種“倫理生活”是市民社會和市場賴以蓬勃發展的基礎。法治必須成為一個正式的憲法原則，但它需要植根于社會倫理和非正式制度，以保持其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