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縱向比較，我們更應該橫向對比，因此在“環球鏡鑒”中談到了一些國際關注的財經問題。伴隨著全球經濟高增長成為美好昨日，各國債務狂歡之后不得不面臨“去杠桿化”艱苦過程，從歐洲到日本，再到美國，這次有什么不一樣？各國經濟鏡鑒不遠，不過中國仍舊有改革的時間窗口，未來或許能夠避免今日的“日本病”。另一方面，從國際趨勢而言，當新自由主義順風順水若干年之后，放開管制的潮流被視為“金融危機”的淵藪之一，也遭遇來自社群主義等挑戰，“占領華爾街”等運動也可視為草根的反抗。
這篇前言甚至《中國經濟怎么了》一書，更是類似問題的匯集，而不是答案的總結。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曾和哈耶克同年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曾有一句名言：實際上，沒有純粹的“經濟”問題；只有問題，所以，“經濟”和“非經濟”因素之分充其量是人為的。也正因此，對于中國問題的思考，從經濟開始，并不意味著經濟結束，甚至專制政府還是民粹主義，也取決于當下的選擇。
正如繆爾達爾所言，“中國的戲劇概念不完全是喜劇，最容易引人入勝的恰恰是即將上演的悲劇。”對于中國經濟而言，僅僅談論市場化是遠遠不夠的。中國，有如橫掃一切快速前進的東方列車，跟上時代是唯一主旋律，但是機遇并沒有公正地垂青每個人。公正問題也是筆者思考較多的問題，經濟學往往關照實際如何，但是有時應該如何也值得探究。正如書中所言，在中國真正變得“富裕”之前，都需從根本上反思經濟增長的目的。
按照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的看法，除了學習以自由來看待發展，還應該證實發展帶來的不公問題：“如果不是認識到這世上存在明顯的但可以糾正的不公正，巴黎市民或許不會起義攻占巴士底獄，甘地或許不會質疑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馬丁·路德·金或許也不會在號稱“自由和勇敢者家園”
的土地上奮起反抗白人種族至上主義”。
作為一個后發經濟體，中國經濟的趕超并沒有完成，更大的挑戰剛剛上路，還在尋求“正常化”的探索之中，需要謹防奇跡演變為危機，那么理解中國經濟的前因后果，也助于厘清思路，看到更遠的未來。
當經濟學還叫政治經濟學時，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之一馬歇爾就在他教科書將經濟學定義為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斷言世界的歷史是由宗教和經濟的力量所形成的。
回顧歷史，仍舊是為了關照當下，經濟學更多是一種現實世界的解釋，而并非改變世界的唯一動力。雖然人們常常嘲笑經濟學家意見迥異，每每三個經濟學家就有五種觀點，但是理解世界并非依賴自覺，更應該依賴理性，不可否認，經濟學有其基本共識以及普遍規律。在現代社會，無論普通公民還是決策者，都應該具備基本經濟學素養，這對于國家以及個人，都大有裨益——這也是筆者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FT中文網）開設《經濟人》的目的所在，留心財經事件背后的人與事，立意將經濟理論作為普遍常識加以推廣。
新聞太多，新聞又太少；閱讀太快，閱讀又太慢。這似乎是每個現代人的癥結，新聞越來要來多，值得一讀卻少之又少，閱讀的速度在增加，但是閱讀的深度卻在下降。難怪有人說，一條新聞的生命，就像雪花融化在指間那么快，不過有國外同行表示，檢驗文章的質量標準，就是能否重新印刷（reprint），這就是筆者將數年以來文章思考結集的動力所在，以此激勵檢驗日常工作。
一路走來，作者的成長，離不開師友幫助，甚至不少是來自“陌生人的慈悲”，不能一一鞠躬，在此表示由衷感激。不過，《中國經濟怎么了》一書不少內容來自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FT中文網）《經濟人》專欄，首先感謝東家FT中文網的諸位同仁，尤其是總編張力奮的寬厚與支持；其次，書稿成型階段，因財經獎學金之故，筆者正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進修，感謝期間林毅夫、周其仁、盧鋒、薛兆豐、汪丁丁、黃益平、姚洋、張維迎、賀衛方、鄧峰等諸位師者的授課解惑；最后，則不得不重點感謝本書責編以及好友王笑紅女士，及鄒至莊、韋森等代為推薦的老師。此外，筆者需強調，書中的錯誤遺漏，均系作者個人之失，與他人無涉。
最后，作為一位新聞評論者，雖然《金融時報》素有“No FT, no
comment”的傳統，但筆者以一己之筆，之所以談論如此之多問題，雖大多局限于財經領域，但亦難免有越界之嫌疑。幸而，新聞業雖然遭遇挑戰，但是畢竟傳統古老，筆者可能面臨的尷尬也有前輩擋槍。
大概半個世紀前，一位前輩曾經面臨過嚴苛的類似責問：“必須要有那么一個人自以為知之甚多、而對如此眾多的事情說三道四，這難道不荒唐可笑嗎？……你為什么不承認你是一個局外人，而且因此就概念而言，你是一個大笨蛋？”對此，這位前輩毫無壓力，如此回應：“我們所做的只是每個主權公民應該做的事情，只不過其他人沒有時間和興趣來做罷了。這就是我們的職業，一個不簡單的職業。我們有權為之感到自豪，我們有權為之感到高興，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是的，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對了，這位前輩叫沃爾特·李普曼。
（本文為作者新著《中國經濟怎么了》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