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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紐約，幾名行人在街頭觀看美國眾議院投票通過提高美國債務上限和削減赤字法案的電視新聞報道。新華社/法新 |
8月2日，是美國政府債務違約大限的最后關頭，美國會兩黨終于通過提高債務上限和削減赤字法案。至此，兩黨持續數月的美國債務上限紛爭暫時得以平息。但本次債務上限和削減赤字法案只能將美國的債務危機向后拖延，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美國高債務，高赤字頑疾。到2013年初，美國將再次面臨提高債務上限的難題。5日，標準普爾公司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由AAA下調至AA+……
美國債務上限博弈的是是非非
美國債務上限是指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總量的最高限額。美國憲法賦予美國國會有權對美國政府債務總額規定上限。
解讀債務上限
美國從法律上確定債務上限始于1917年。在此之前，美國政府每當需要借款時，都要向國會一事一報，在獲得國會批準和授權后，方能實施籌融資計劃。這一原則是對當屆政府或將出現過度透支，而對下屆政府不負責任行為的限制。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應對戰時經濟之需，國家財政必須有更大的靈活性，美國國會也因此授予政府一攬子借款權限，條件是，聯邦政府(不包括地方政府)的借款總額要小于國會當下規定的總量限制。1917年，國會以立法形式確立國債的限額發行制度。實施這一制度的法律依據是，美國的《第二次自由債券法案》。
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主要包括如下兩個部分，一是聯邦政府向公眾發行債券，為已經出現的預算赤字融資，這被稱為公眾持有的國家債務；二是聯邦政府因某些支出增加了債務，向財政的透支。這些支出包括軍費、社會救災、安保、醫療和運輸等，這被稱為政府賬戶產生的債務。這兩個部分的債務加總即為聯邦政府債務總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41年至1945年，美國債務上限被限制在3000億美元。二戰結束后的一段時間，美國債務上限一度有所下降，一直到1962年，才又重新回到接近3000億美元的水平。但1962年以后，這一上限不斷提高，占GDP的比重也不斷上升。進入新世紀以后，美國財政從克林頓時期的盈余轉為赤字，債務也隨之增加。尤其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最近幾年，美國債務的增長速度更是快得驚人：2008年和2009年，美國國債上限分別為10.61萬億美元和12.10萬億美元，分別占GDP的比重為70%和84.1%。而2010的情況更加惡化：按2010財年計算，美國GDP總額為14.62萬億美元，而債務上限達14.29萬億美元，相當于GDP總額的98%；2010年的財政收入為2.16萬億美元，支出為3.56萬億美元，當年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接近10%。
自1960年開始，美國債務上限已經上調78次，幾乎平均每八個月就要上調一次。進入21世紀，這一頻率又有所加快，2001年以來，債務上限已上調10次，其中自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到2010年底為六次，僅奧巴馬就任總統以來就已上調了三次，總額達近三萬億美元之巨。本次8月2日的上調是第79次。
國債上限不斷上調是美國財政赤字的持續增加的表現。從短期看，財政赤字增加能夠起到刺激需求和增加產出的作用。而長期看，當經濟復蘇接近充分就業時，政府的赤字則將導致利率的上升，高利率則會導致融資成本的提高，從而抑制投資，削減生產性投資和生產性資本存量，迫使資金從低利潤的實體經濟領域流向高收益的金融投資領域。美國經濟虛擬化的程度如此之高，或多或少也與這一現象有一定關系。除此之外，高利率還將抑制消費。不過，高利率對美國經濟的積極作用則表現在，能夠促使外國資金流入美國。高利率條件下，美元資產更具吸引力，外國投資者也會因此購買美國國債。而要購買美國債券，首先必須購買美元，從而促使美元升值。美元升值將導致美國進口產品價格下降和出口產品價格上升，從而引起美國貿易收支逆差。外國資本的流入可以部分抵消財政赤字增加對投資的消極作用。俄羅斯總理普京評價說：“14萬億美元甚至更高的巨額債務，說明美國靠舉債生活。這意味著，他們入不敷出，并把自己的問題轉嫁到全球經濟頭上，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世界經濟和自己的美元壟斷地位過著寄生蟲的生活。”
美國國債上限的每次確定需要考量如下一些因素：GDP增長率、利率、預算赤字水平等。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從長期看，國債占GDP的比例是確定經濟穩定的關鍵指標，從而也成為確定債務上限的依據。如果債務的增長超過GDP增長，國債是不可持續的。而國債占GDP的比例則取決于預算赤字，也取決于利率和GDP增長率。通常情況下，預算赤字應該等于或至少不要高于債務利息支付，從而使每年的債務增長等于債務的融資成本，也就是說，債務增長率等于利率。如果利率高于GDP增長率，債務增長就超過了GDP增長，國債占GDP的比例就會上升。相反，利率低于GDP增長率，國債占GDP的比例就會下降。
從1940年至1970年，美國政府的預算赤字與債務利息支付基本持平，但是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后，特別是從小布什政府以來，美國預算赤字遠遠超過了債務利息支付。這意味著，美國國債已面臨不可持續問題。
經濟和政治的復雜語境
根據現行美國憲法，當聯邦債務接近上限時，政府就必須與國會達成提高上限協議。因此，每次提高債務上限也通常伴隨著與當時經濟政治相關的附加條件，占據國會多數席位的黨派便可以向政府施壓，以貫徹自身的政治意圖。而本次談判的遭遇與波折多多，又確實有著比以往更加深刻的背景。
首先，全球金融危機陰霾未散，債務違約“綁架”美國及全球經濟。
歷史上，美國政府也曾有過小規模的違約，但一般屬于技術性違約，而非政府償還能力不足，也因此對經濟金融影響甚微。但是本次有所不同，美國政府真正遇到了償還能力的挑戰。
美國政府債務是長期持續財政赤字的結果。2010年，美國財政赤字接近GDP的10%；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亦接近100%。2011年5月，美國債務觸及上限的當月，美國財政部采取了四項臨時措施，包括：終止發行州和地方政府債券；終止發行殘疾基金和行政人員退休債券；終止政府債券投資基金的再投資；終止外匯平準基金的再投資等。這四項臨時措施雖能夠在“大限”到來之前對穩定形勢稍有效果，但也意味著政府再無退路，唯有再次開動印鈔機。但如果真如此，會對美國政府形象、全球經濟金融造成重大沖擊。美國及全球的代價將包括：美國政府信用大降、美聯儲聲譽受損、美元貶值并削弱地位、美國債務評級被下調、國債吸引力下降、再融資成本上升、全球甚至美國國內均將出現通貨膨脹、投資者拋售美國債，全球金融機構再遭損失，引發流動性危機，證券與存款擠兌再現。美國及全球經濟的脆弱復蘇將會遭遇困境，并重新陷入衰退。
其次，兩黨均以債務違約為賭注，利用總統大選，要挾美國及全球經濟。
2012年恰逢美國總統大選，美國兩黨均以債務違約為賭注，并將美國及全球經濟挾為“人質”，展開了政治利益的“大博弈”。
傳統上講，美國民主黨重視平民階層的利益，尋求通過建立“大政府”，以保障平民階層的利益。從財政收支方面來看，他們重視教育、醫療與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的供給，并號召通過“劫富濟貧”式的稅收體系來為財政支出融資。相比之下，美國共和黨更加信奉自由市場的作用，認為政府應該信守市場經濟“守夜人”的本分，過度增稅與過于優厚的社會福利會挫傷美國人的勞動積極性與創造力，因此應該通過削減財政支出，以壓縮政府部門規模。當前民主黨控制著美國政府與參議院，而共和黨在眾議院占據多數席位。這就營造了兩黨在聯邦債務問題上陷入僵局的困境。事實上，兩黨人士都承認，當前居高不下的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未來將難以為繼，必須通過努力降低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的規模。爭論的焦點在于，究竟通過何種方式來壓縮財政赤字。本屆政府的底線是將借債期限延長到2013年，核心利益是確保成功連任；在野黨卻拋出各種苛刻條件，并以退出談判相要挾，不過是為奧巴馬連任設置障礙。
具體的博弈層面有三：一是提高債務上限的步驟。作為在野黨，共和黨提出的方案有一個原則，就是緩慢、分階段地提高上限。這種策略的目的在于，民眾因備受債務過限困擾而增加對民主黨的怨言。同時，在總統大選前還可以有一次同民主黨博弈的機會。奧巴馬政府當然竭力反對這個方案。二是增收減支。要想提高債務上限，政府必須承諾在未來降低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比例。因此，需要大力“開源”、“節流”。開源的渠道之一包括增稅。奧巴馬政府與民主黨支持向富人增稅，而富人則是共和黨的主要利益陣營，此方案遭到大力反對便在情理之中。共和黨支持削減社會福利和國防開支，而這卻又是奧巴馬政府獲得民眾支持的主要來源。三是增收減支的數額。共和黨支持大幅壓縮赤字與債務，民主黨則認為過度削減將危及經濟復蘇與社會就業。
債務危機影響：中國需要謹慎應對
從長遠和宏觀上看，美元獨大的國際貨幣體系正在坍塌，全球正迎來新的世界經濟格局，中國將得到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美國仍在經歷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本次金融危機的起源是：美國銀行及非銀行金融體系的信用危機，美國政府的救市措施則是用國家的信用支撐其金融體系的信用，而美國的國家信用已經被過度透支，在一個以信用為本的現實世界中，美國金融危機的必然走向是：金融危機——美元危機——國際貨幣體系危機——人民幣國際化——世界經濟和貨幣格局的重塑。
同時，世界還存在著三個持續發生的重大因素：一是美國經濟的長期疲弱和不斷地相對衰落，因此不再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單獨支撐國際貨幣體系，單一美元本位制度的經濟支柱正在被瓦解。二是歐洲經濟的整合，這個逐漸整合起來的經濟力量將經過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的考驗，重新支撐起另一個本位貨幣——歐元，它撕裂了美元一統天下的國際貨幣體制，也為人民幣國際化騰挪出空間。人民幣國際化的戰役已經打響，其排頭兵即是中國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中國資本走出去，已勢不可當，將像當年中國產品走出去一樣，全球會在一夜之間發現：中國的資本已經遍布世界的各個角落。中國經濟的增長也將因此不再局限于中國自己的資源，它將由世界范圍內的資源、市場、技術和人才來支撐。
從近期和微觀上看：中國或將遭受現實損失，仍需謹慎應對。
我國是美國國國債的最大債權人，其債務違約，對我國的直接影響有三：
第一，賬面直接損失。美國主權降級將帶來國債價格下跌，我國賬面價值將會發生損國失；如果發生直接違約，本金和利息都將面臨無法收回的風險，損失會更大。即使間接違約，我國外匯儲備的購買力也會大幅縮水，轉換為實物資產或其他貨幣資產的價值也將下降。
第二，實體經濟風險。美國債務重壓使其國內開支受到影響，經濟可能陷入衰退，影響我國出口。
第三，金融危機沖擊。美國主權債務違約可能引發全球金融體系再次震蕩。我國能否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經濟尚未完全穩定增長、國內金融風險增加之際，再次戰勝又一次國際金融危機，也存在一定變數。
短期看雖未最優選擇，但可做好最壞打算。金融危機到來時，流動性為王、信心為王。我國可加強宣傳力度，使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金融保持信心，例如，我國金融機構受國家信譽擔保，從來就不存在倒閉的可能性；另外，各金融機構流動性充分，也不存在擠兌的可能；我國外匯儲備規模龐大，局部損失不會影響我對外清償能力；我國內需日趨旺盛，國內需求可以確保經濟持續增長。
鏈接：美國主權債務：“遠慮”甚于“近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