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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貸危機”這個名稱代表的是在我們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中出現的一個歷史轉折點，其核心的內容是指始發于2006年美國住房市場投機泡沫的破滅，進而在現階段以金融狀況惡化以及全球信貸緊縮的形式引發了許多國家的連鎖反應所帶來的一連串的后果。次貸危機所釋放出來的能量可能會肆虐很多年，我們還將面臨更多的間接破壞的威脅。信用市場的混亂狀況已經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并將會對我們的經濟體系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尤為重要的是，這場危機已經開始引發一些根本性的社會變化——那些影響我們的消費習慣、價值觀及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變化。從此以后，我們所有人的生活及工作交往的方式都會與以往有所不同。
如果讓這些破壞性的變化隨意蔓延，這些變化所造成的破壞將不僅只限于經濟方面，還將危及我們社會的基礎方面——那些人與人之間的互信、樂觀、共同的習慣以及生活方式，而且這種破壞的后果將會在今后的數十年間持續不斷地顯現出來。對社會基礎本身的評估非常困難，特別是那些很小、很分散的單元及細節很容易被忽略。但社會基礎確確實實處于危險之中，在考慮應對次貸危機的解決方案時，我們應該把它擺放到那些我們所關注的問題的中心位置。
歷史無數次證明了經濟政策在維護社會基礎方面所能發揮的重要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歐洲，就曾經遭受了一份特殊的經濟協定所帶來的嚴重破壞，這份經濟協定就是《凡爾賽條約》。在這份標志著戰爭結束的條約中，規定了對德國的懲罰性戰爭賠款，德國需要賠付的金額遠遠超出了它自身的償付能力。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凡爾賽當即以從英國代表團辭職作為抗議，并于1919年出版了《和平的經濟后果》一書，預言該條約將會導致災難性的后果。凱恩斯的說法沒能引起任何人的重視，該條約的效力也一直在持續，然而事實上德國卻從未能支付規定的罰款。凱恩斯所預言的災難還是降臨了，只是換了另外一種方式，一種強烈的民族仇恨的方式，而且，僅僅一代人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一場具有可比性的災難——雖然不屬于完全相同的數量級——今天正在醞釀之中，類似的憂慮正在敲打著我們的神經。又一次，很多人由于不能償付貸款正被債主強行追討；又一次，他們常常覺得出現的這些問題并不是他們的責任，這些問題是由一種他們無法控制的力量所引發的；又一次，他們眼看著曾經十分值得信賴的那些經濟機構在他們周圍一個接一個地轟然倒下；又一次，他們覺得被騙了——被灌輸了那些過分樂觀的故事，以致被誘使去冒過度的風險。
目前的經濟和社會的躁動與無序帶來的破壞是什么性質、有多大程度，現在還很難預測。但是出現若干年的經濟增長減速已基本成為定局。目前的經濟和社會的躁動與無序帶來的破壞是什么性質、有多大程度，現在還很難預測。但是出現若干年的經濟增長減速已基本成為定局。我們因此得準備過若干年的苦日子，就像瑞典和墨西哥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出現按揭貸款泛濫后的情形。甚至可能出現另一個“迷失的十年”，像墨西哥高油價帶來的消費熱后在20世紀80年代所遭受的痛苦，或者像日本20世紀80年代房地產泡沫破裂后在20世紀90年代所經歷的磨難。
在本書中，我認為產生次貸危機的房地產泡沫之所以最終能增長到如此大的程度，是因為作為一個社會整體，我們并不完全了解投機泡沫，也不知道怎么去處理投機泡沫。甚至那些掌握著全面資訊的有識之士——他們當然從歷史上的教訓中知道泡沫的存在，甚至還可以轉述其中一些具體的案例——也并不完全清楚次貸危機醞釀過程中的真實情況。商界及政府的領導人既不知道怎么處理這種局面，也沒有建立起相應的新的金融體制來對此進行必要的管理。
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房地產泡沫（早前的股票市場泡沫也對此貢獻頗多）造成的心理恐慌。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房地產泡沫（早前的股票市場泡沫也對此貢獻頗多）造成的心理恐慌，這個觀點我們以前已經進行了很充分的闡述。但是很顯然，大多數人對這個觀點并沒有去認真理解，至少他們并不完全認同由這個觀點所推導出來的那些結論。在分析危機原因的時候，人們通常把它完全歸結于這樣的幾類原因：按揭貸款人的欺詐，證券投資人、對沖基金、評級機構的貪得無厭，甚至是聯邦儲備局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所犯下的錯誤。
現在，已經是讓我們去正確認識正在發生的這一切，并采取切實的步驟，重新構筑住房市場和金融市場這些經濟體系的制度基礎的時候了。要這樣做，就意味著在采用短期手段降低危機風險程度的同時，還應著眼于一些遠期的變革，以控制泡沫的增長，穩定住房市場以及更大范圍的金融市場，為房主及商業活動提供更大的金融保障，而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充分放手讓那些新的觀念去促進金融創新。
泡沫里的危機
現在，整個世界都在談論有關次級按揭貸款市場的問題，這個問題始現于2007年的美國，之后蔓延到了整個世界。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房價及房屋產權交易的熱度不斷上升，市場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投資房地產似乎成了所有人保障財務安全，甚至是追逐財富的最有效途徑。
1997~2005年間，美國住房自有率的各項指標在所有地區、所有年齡組、所有種族組、所有收入組都出現了全面上升。根據美國統計局的資料，當期住房自有率從657%上升到686%（其中房主自住房的比例至少有44%的增長）。住房自有率增長最快的統計分布狀況為：西部地區、35歲以下年齡組、收入低于平均線的人群、拉美及黑人族群。
鼓勵居者有其屋是一個意義深遠而且令人肅然起敬的國家目標，它傳達出來的是一種參與意識以及國家認同感，而且較高住房自有率對一個健康的社會也有著相當多的益處。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將回顧美國在20世紀推廣居者有其屋時所采用的機制及其演變過程。但美國出現的次級房貸困境說明了推行居者有其屋時如果走得太遠，也會出現問題。居者有其屋當然有很多好處，但這種方式并非對所有人在所有情況下都是最理想的居住選擇。我們現在已經開始接受這個現實了，因為自2005年起，美國的住房自有率已經開始出現下降。
過分冒進的抵押貸款人、喪失原則的評估師以及信心滿滿的借款人共同合力推動了住房市場的繁榮。次貸危機的成因鏈條是怎樣的呢？過分冒進的抵押貸款人、喪失原則的評估師以及信心滿滿的借款人共同合力推動了住房市場的繁榮。按揭的始作俑者按預先做好的計劃準備著將這些按揭轉售給券商，因此，他們對償債的風險審查并不是十分上心。通常情況下，他們對借款人還款能力的評估一般都只是走走過場，很少通過國稅局核實借款人的收入狀況，雖然之前他們都例行公事地要求對方簽署了一份允許做這個核查的委托書。有時候，這些放款人還會慫恿那些信用記錄歷史很短、很天真的人進入到急速膨脹的次級按揭市場里來借錢。這些按揭被以一種非常復雜而且頗為神秘的方式，通過打包、出售、轉售等不同的手段轉讓給了世界各地的投資人，這套程序為這場危機搭建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國際化的平臺。住房市場的泡沫，加上泡沫與按揭證券化過程中的激勵機制間的相互作用，還有被放大了的道德風險，進一步刺激了按揭貸款人中的某些害群之馬，使得他們更加膽大妄為。
高房價使得建造房子變成了一項高利潤的業務，2005年第四季度住房投資在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比例上升到了63%，是朝鮮戰爭前的1950~1951年那波住房繁榮以來的最高水平。隨著大量的新房涌入市場，盡管美國國家領導人對前景的展望總是一片光明，但美國的房價在2006年年中還是開始下跌了。由于價格下跌成加速的態勢，住宅建筑市場的繁榮率先見頂了。
與此同時，按揭利率也結束了剛開始那段時期的“優惠”，開始被調高了。借款人，特別是次級貸款的借款人，開始出現斷供的情況，原因可能是欠款的金額超出了房屋的市場價值，也有可能是用現在的收入無法再支付高企的月供。那些金融機構曾經熱情地參與到在當時似乎是一個勇敢者新世界的居者有其屋推廣計劃，以及神奇的金融創新中，而現在大多數都處于不同程度的危難之中。國際信貸市場開始出現資金呆滯的跡象。
我們現在基本上可以確定，我們必須做好面對一場嚴重的經濟緊縮的心理準備，這場緊縮將會給那些處于危機中心的次貸借貸者，以及散布在這些借貸者身后的數百萬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美國的銀行及經紀公司損失慘重，花旗銀行、美林證券及摩根士丹利的主要領導人都丟掉了工作。目前整個社會的局勢依然十分嚴峻。
危機還在向住房市場以外的領域蔓延。信用卡及汽車貸款業務的違約率也出現了可怕的攀升。地方債券保險人的信用評級出現下降的苗頭，這種情況帶來的直接風險是，市場上已經出現的這些問題可能會波及到國家及地方政府的財政系統。商業票據市場遭受了沉重的打擊，企業融資債券市場也同樣受到了影響。
0次貸危機也不會止步于美國的邊界。在整個世界范圍內，繁榮的地產市場已經出現了見頂的跡象，最起碼也是走平的跡象。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滲入到其他國家，下面的情況可以作為例證：德國的德意志工業銀行和薩克森銀行瀕臨破產，法國巴黎銀行管理的幾只基金已經清盤，英國北巖銀行出現了擠兌。
緊接著，這些在美國以外的地方出現的問題，又再次將其影響重新反饋回到美國，引發了美元的疲軟、股市的動蕩以及一系列新的金融問題，比如美國最富盛名的投資銀行貝爾斯登所面臨的困境。這個殘酷的反饋循環系統——在美國產生的問題從美國流到其他國家，然后又再次流回到美國——當然不只是簡單的重復。
不要因噎廢食
目前的經濟危機常常被某些人作為要求復辟——退回到過去那種簡單的金融交易方式上的理由。這種想法當然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目前的局勢正好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可以更加努力地去認真思考并切實改進我們的風險管理制度，進一步鞏固和完善我們發展中的金融系統的基礎構架。盡管發生了現在的這場危機，但無可置疑，我們現在擁有的這個非常現代的金融體系還是在最近的數十年間取得了很多歷史性的成就，并且成為了經濟增長的強大引擎，所涉及的范圍遍及私營領域的新業務包銷、支持大學重大項目的研究，以及在公共領域建設學校和醫院等。
每一次危機都孕育著變革的種子。用積極的方法重新構建金融活動的制度框架，以穩定經濟秩序，重新激發各個國家的財富夢想，大力支持那些金融創新過程中的佼佼者，讓經過這場危機洗禮后的世界甚至比沒有出現過危機的世界更加美好，現在，這樣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本書嘗試去揭示現在正橫行世界的次貸危機的真實面目，并為認識這樣一種制度性涅槃奠定基礎。本書認為，常識性的短期修補和更深層次的遠期改進都將把我們帶進一個充滿著不確定性的未來。本書不可能包羅其他人所提出的解決危機的全部建議和反建議——理由很簡單，這類建議簡直就是汗牛充棟。但本書將設定一些更大的目標，使未來的最終解決方案極有可能圍繞著這些目標產生出來。
本書設定的讀者群遍布全世界。次貸危機現在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國際問題，這里所提供的解決方案原則上也可以被其他國家所采用。
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機制變革意味著提供一個更強大的架構，在這個架構下，有足夠的空間供我們的地產及金融市場運行。無論火車的動力有多好，技術裝備水平有多高，它必須與供其運行的鐵軌相適應。政策機制與保險機制是供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運行的兩條鐵軌。然而現有的風險管理機制已經老朽，極不穩定。我們現在是在古老的鐵軌上跑高速列車。政府和商界的領導人必須仔細檢查鋼軌及枕木，并進行必要的更換。次貸危機解決方案的內容全部都是關于機制變革的：超越短期修補的愿景，以及改革上層建筑的勇氣。
上次房地產市場危機留下的教訓
盡管次貸危機是全球性的，但要了解危機的本源，還應該回到它始發的地方，回到它始發的年代，即20世紀的美國。在這次次貸問題發生之前，最近的一次美國大規模的住房市場危機發生在1925年到1933年間。在這期間，住房價格總共下跌了30%，失業率在大蕭條的頂峰時期上升到了25%。危機毫不留情地暴露了那個時代金融體制的缺陷。當時，大多數人借了5年期或更短的短期按揭貸款，他們滿心希望能在貸款到期前申請展期。但是，由于危機爆發，借款人慢慢地明白，他們不可能繼續獲得融資支持，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房子被債主收走。
當時還沒有相應的公共機制來保護借款人免受由于未能獲得新的按揭而失去家園的痛苦。不過由于高層領導人的不懈努力，對制度框架進行了相應的變革，最終避免了大規模的民眾無家可歸現象的出現，恢復重建的目標也最終得以實現。
這場歷史性危機中的政策手法應該可以借鑒到制定針對類似問題的解決方案中，用于解決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危機。由于大蕭條期間房地產市場的問題惡化，私營及公共領域出現了很多影響深遠的重大的創新。盡管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在歷史上備受關注，但這些意義重大的變革的出現其實并不能完全歸功于某一個個人所制定的政策。準確地說，它所反映的是政府及商界領導人共同齊心協力去認識危機，并在充分了解危機的基礎上，對美國經濟的體制基礎進行必要的改革所做的共同努力。
在全美房地產商協會（現在的全美地產經紀人協會的前身）的提議下，美國國會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建立了新的住宅貸款銀行體系，這個體系與1913年依法建立起來的聯邦儲備體系平行。例如，聯邦儲備體系擁有12家區域性銀行，新的聯邦住宅貸款銀行體系也擁有同等規模的機構；聯邦儲備體系擁有對其成員銀行進行資產折讓的權力，聯邦住宅貸款銀行體系也能向按揭發起人提供同樣的幫助。這是在應對大規模危機時的一個頗為大膽的做法。聯邦住宅貸款銀行體系此后曾經做過一些調整，但直到今天它仍然和我們共同生活在一起，并通過向按揭貸款提供資助來幫助我們應對現在的這場危機。
私營領域的變革也同樣充滿新意。1932年，地產評估業者們走到一起，成立了美國地產評估師協會，使它成為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專業組織，該組織現在的繼任者是評估協會，這個名稱是在1991年與地產評估師組織合并后才正式啟用的，然而，早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協會的正式成員就已經在公司名稱后加上MAI標志評估協會成員單位（Member,
Appraisal
Institute的縮寫）作為識別。在危機的壓力下，這個新生的專業評估行業開始采用信息技術的最新成果——雷明頓蘭德公司和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生產的穿孔卡和運算系統，來對數據進行批量處理。這些20世紀30年代住房市場危機時產生于私營領域的創新成果一直延用到今天，并通過為按揭貸款人提供更為可靠的房屋估值，幫助防范——至少是限制——危機的進一步惡化。
為應對很多房屋所有人所面臨的喪失抵押物贖回權的沖擊，立法層面也出現了里程碑式的變革。1933年，也就是赫伯特·胡佛政府任期快結束的時候，美國國會通過了新的《破產法》，該法第一次讓大多數普通的工薪階層可以通過破產保護來保障自己的權益。從這個意義上說，危機所引發的改革不僅穩定了房地產業，還進一步推進了當時金融體制的民主化進程，完善了公共利益，使所有人都可以受益于更有效率的金融技術。
改革并未就此止步。1933年，羅斯福就任新總統后，國會成立了住房房主貸款公司（the 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簡稱HOLC），向地方的住房金融機構提供貸款，使高風險的住房按揭轉變成為擔保性質，與此同時，對住房按揭提供政府補貼。住房房主貸款公司做的還不僅只是提供補貼那么簡單，而是改變了按揭行業最基本的規則。住房房主貸款公司堅持由它資助的新按揭的貸款期限必須是15年期，利率固定而且自選分期還款，這就意味著每月的還款額是基本固定的，由此也就避免了到期日巨額還款壓力的情況。
1934年，美國國會成立了聯邦住宅管理局（the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簡稱FHA），目的是幫助那些當時還沒有能力買房的人圓自己的住房夢。聯邦住宅管理局在改進按揭機制方面走得甚至比住房房主貸款公司還要遠：將貸款期限提高到20年，同時也像住房房主貸款公司一樣，要求按揭的利率固定，自選分期還款。這套辦法開始慢慢地演變成了現在很常見的固定利率按揭貸款模式，這種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模式使按揭漸漸地成為了一種長達30年的契約，這種做法同樣也得到了聯邦住宅管理局的支持。
還是在1934年，美國國會批準成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為銀行體系提供保險服務，防范再次發生類似1933年出現的與房地產市場危機關聯的可怕的銀行倒閉現象。盡管在國家層面上提供保險在當時還是一個相當激進的新生事物，但它運行良好，從此以后，美國沒有再出現過銀行擠兌的現象。
另一個出現在1934年的影響更深遠的創新，是國會批準成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簡稱SEC)，該委員會是一家從一開始就致力于保證金融市場良好運轉的管理機構。證券交易委員會建設性地處理與金融機構的關系，按照對各方均公平、有利的原則開展工作。
1938年，國會成立聯邦全國按揭協會（ 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不久被戲稱為房利美（Fannie
Mae），現在這個戲稱已經成為了正式的名稱。房利美對按揭行業的支持又更進一步，最終培育出了蓬勃發展的按揭債券化市場。
為應對20世紀30年代金融危機而推出的各項措施的合理性很清楚地反映在相應建立起來的機構的壽命上：除了住房房主貸款公司外，其他所有機構目前都還在運行。不僅如此，這些機構還成為了全世界類似機構的榜樣。這些機構在全球的推廣持續了很多年，雖然有些是數十年，現在的情況是，每一個有著先進經濟體制的國家都有一個類似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機構，有些國家的類似機構到20世紀90年代才建立起來。另外，世界上的主要國家也都為銀行和相關機構提供儲蓄保險，以鼓勵低收入者購買住房。
泡沫破滅后的救急式處置
現在的次貸貸款危機已經相當嚴重，但政府做出的反應與20世紀30年代的情況比起來，目前還相當地令人失望，而且從所涉及的范圍看，推出的措施總體來說也還遠遠不夠。
喬治·W·布什在2007年夏天宣布了聯邦住宅管理局住房保全再融資保險計劃（聯邦住宅管理局證券交易委員會ure）救市行動，旨在幫助那些浮動利率按揭貸款人免受高利率的困擾。但是，就算該救市計劃預定的目標全部都得以實現，這個計劃能幫助貸款人得到的也只是有由房利美擔保的按揭，只占全部按揭總數的大約2%。而且從實際的效果來看，差距就更大了。
主流動性增強管道（簡稱MLEC)救市計劃，由美國財政部部長小亨利·M·保爾森于2007年秋季提出，這個救市計劃的總規模就算是按其最大的可能計，也不足大蕭條時代改革的產物——現在仍在運轉的聯邦住宅貸款銀行體系的1/10。而且隨著計劃停滯，MLEC也被完全取消了。
美國證券化論壇于2007年底推出的可調利率按揭重置標準的實施雖然會帶來對按揭賠付額的調整，但能納入盤子的金額還不到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所承保的存款額的1%。
根據布什政府公布的2008年2月的談判結果，救生索計劃（Project Lifeline）抵押失效到期日的寬限期只有30天，而且，這僅僅是一些主要的放款人對總統呼吁所做出的表態。
已頒布的其他措施還包括聯邦儲備局的降息、2007年12月21日公布的定期標售工具（Term Auction
Facility ，簡稱TAF)、2008年3月11日公布的定期證券借貸工具（Term Securities
Lending Facility，簡稱TSLF)、2008年3月16日公布的一級交易商信用工具(Primary Dealer
Credit Facility，簡稱PDCF)，此外，還有已于2008年2月13日由布什總統簽署生效的《經濟刺激法案》。這些措施或許會有些效果，但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里的減稅方案、定期標售工具、定期證券借貸工具、和一級交易商信用工具貸款的總規模，合計也只占到美國年GDP總量的1%，盡管所涉及的規模還在增長中，但與現在已經出現的這些問題所處的數量級根本無法匹配。就算是救市所覆蓋的范圍能夠得到進一步的擴展，我們還是無法知道這些具體的措施能對解決根本性的信心危機——這是本次次貸危機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危機——能起到多大作用。
上面的所有這些措施中沒有任何一項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機制創新，沒有一個能開創出更好的局面來支持我們的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它們所起的作用僅僅是快速修補性質的，并沒有能從全方位解決問題的角度切入。
美國國會應對這場危機的反應很慢。參議員查爾斯·舒默在2007年度聯合經濟委員會作證時（筆者當時也在現場）說道：“我擔心我們現在還不清楚所面臨的問題的嚴重性。我們的應對政策與今后將要面臨的危險的數量級遠不匹配。”這番話是在筆者動筆前幾個月時說的，此后，聯邦政府和國會對危機給予了更多的關注，但現在還不清楚他們是否能有效地調動解決目前困境所需要的巨大資源。危機在進一步惡化，并開始消耗大量的政府資源，甚至讓這些資源本身都可能的為繼都成為新問題。危機的影響在持續深化，而真正算得上是根本性應對措施的方案，我們到現在仍然一項都還沒有見到。
面向未來的機構改革構架
很多記者無數次地問我，對由次貸危機引發的長期衰退的可能性有什么看法。只有極少數人會問我對解決由次貸危機引發的那些根本性問題的意見和建議，或者探尋我們怎么設立新的經過變革后的機制，使我們的社會免遭危機帶來的那些根本性問題的危害。事實上，這些問題才真正是我們需要自問的問題。想要最大程度地降低類似這次次貸危機所帶來的金融風險對我們的危害，制訂計劃的時候必須基于下面兩條原則。
我們應該先救出那些情況特別糟糕的人，同時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安排一些具體的救市措施，以防止我們的經濟體系崩潰。從短期看，政府及商界領導人首先必須盡快解決已經出現的這些泡沫以及泡沫所帶來的后果。船已經開始下沉，在我們采取其他措施前，首先必須施救。事實上，我們應該先救出那些情況特別糟糕的人，同時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安排一些具體的救市措施，以防止我們的經濟體系崩潰。這些救市的安排應該及時、準確，不能出現任何不公正、不公平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需要政府進行短期干預，對那些行走在斷供邊緣、搖搖欲墜的按揭借款人提供必要的支持，這方面或許可以借鑒20世紀30年代的住房房主貸款公司的做法。
從長遠看，我們上面已經提到過，我們需要建設更加強大的風險管理機制，抑制泡沫的增長——泡沫的不斷增長是產生目前次貸危機等類似事件的根源——讓我們社會的全體成員今后盡可能地不會再次受到此類事件的困擾，與此同時，還要保證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受到負面的影響。
本書提出的次貸危機解決方案期望達到以下目標：
第一，改進金融信息基礎設施，以便讓盡可能多的人受益于更加完善的金融活動、金融產品及金融服務。這意味著我們應該向更大范圍的消費者提供更豐富的財經資訊、更有效的財務建議，將他們更好地置于社會體制的保護之下，同時，還應該采用一套更為先進的經濟度量單位體系。這些措施將構建起必要的基礎，使所有的消費者及房主在做財務決策的時候能夠基于最充分的資訊而不是僅憑經驗，甚至是異想天開。完善的財經資訊及更好的決策手段，能夠讓消費者自己有能力監控泡沫的影響范圍。
第二，擴展金融市場的范圍，將更廣泛的經濟風險納入其中。這樣的一個動議所涵蓋的內容是馬上大規模地擴大市場規模，這不僅只是為了解決房地產市場的風險，同時，也是為了解決其他關鍵性的經濟風險。有了這些更加廣泛的市場，加上一個更加可靠的信息基礎架構，就可以為各種各樣抑制泡沫增長的措施提供基礎的金融保障。
第三，開發零售金融工具——包括聯動型按揭、住宅產權保險以及生計保險，為消費者提供更大的保障。今天的家庭擁有房產的典型方式是資本投資的形式。房屋所表現出來的是一種不動產的高度的暴露于單一、固定的杠桿風險下的資產安排——但這可能是人們可以想象到的最危險的資產方式。標準的按揭沒有為市場發生變化可能導致的還款困難提供保護。但按揭條款中能夠而且也應該可以設計一些確保借款人從容應對他有可能面臨的那些主要風險的條款，來對這些變化做出補救性的安排。其他的零售工具可以為那些已經付清按揭的房主提供保護，同時也可以保護那些沒有購買住房的人免受經濟衰退的困擾。
如果我們能夠堅定不移地為實現這些目標而奮斗，我們所能做到的就不僅只是控制住那些引發危機——比如像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次貸災難的泡沫，我們還可以為應對今后可能出現的危機提供更強大的保護，鼓勵那些更加規范的金融行為，促進家庭財富的增長，強化社會結構，并為經濟的更加穩定以及更快增長創造條件。
要把這里提到的所有這些措施以及其他重要的體制變革的方方面面都付諸實施，將會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這應該是社會各階層的領導者們一個共同的使命，而不僅只是總統或是首相內部班子里某幾個人的工作。它需要政策制定者、商界精英、傳媒及學界的共同努力。幸運的是，我們現在還有時間、有資源、有智力資本來完成它——關鍵是我們必須認識到變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從次貸危機到金融民主
盡管在談論目前這場金融危機的各種公開場合中提及到這個主題的還很少，但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次貸按揭反映了這樣一種趨勢（雖然還處于初始階段）金融創新所帶來的好處將更多地惠及越來越多的人。換句話說，就是開始走向金融民主化。那些重量級的評論家，從美聯儲前負責人艾倫·格林斯潘到已故的房地產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蘭里奇都認為，次級貸款運動是一個有著積極意義的新生事物（盡管其間曾經發生過一些濫貸的個案），因為它有效地將擁有固定資產的特權擴展到了千千萬萬的低收入人群中。
它們需要有一部金融機器給他們提供支持和服務，但又缺乏必要的風險管理機制來支撐這部越來越復雜的金融機器的運轉。但是，雖然這些次級按揭有著崇高的社會抱負，但它們的實施過程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災難：它們需要有一部金融機器給他們提供支持和服務，但又缺乏必要的風險管理機制來支撐這部越來越復雜的金融機器的運轉——這就是本書的主題。
如果能按安全、高效、前瞻的原則設計風險管理機制，并作為今后市場活動的基礎，次貸危機不單可以被化解掉，而且化解后還可以催生出一種為金融賦權、金融民主化服務的良好氛圍。
這種努力的第一個前提是，我們需要更深刻地理解房地產行業所固有的風險，而且可以掌握更加快速分散這些風險的訣竅。然而，現在的這些次貸按揭——盡管包含有民主的訴求——在啟動的時候根本就沒有很清楚地認識到房地產行業自身所具有的風險。
第二個前提是，在進行現代金融技術創新的民主化擴展時，必須更加透徹地理解人類的心理反應規律，以確保風險的蔓延能同步孕育出正常的經濟刺激，控制道德風險。次貸危機從本源上說是根本性的心理問題，因為所有這一切都是泡沫。危機的產生不是因為天氣影響或者火山爆發，而是因為沒有預見到那些其實已經非常明顯的風險——那種建立在對收益的過渡追逐上的“非理性繁榮”，人們買進了一個增長的泡沫。
金融民主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分散風險，為經濟生活提供更加牢固的基礎。要徹底解決次貸危機揭示出來的這些經濟問題，需要我們發動全社會的力量，在考慮有效的風險防范的同時，更加努力地去促進現代金融技術創新，同時，更加努力地以新政時代改革者的視野，掙脫束縛去想，放開手腳去干。在這個過程中，金融民主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分散風險，為經濟生活提供更加牢固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民主并不僅只是一個結果，同時也是為其他方面提供服務的手段，當然，這種服務也會產生與其付出相稱的結果：通過金融手段擴大了經濟穩定及繁榮。
金融民主的內涵已經在所謂的微觀金融革命中做出了明確的定義。200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穆罕默德·尤努斯和他的孟加拉鄉村銀行，為他們正在發展中的創新活動注入了新的動力。微觀金融革命由一系列新機制組成，它們放貸給那些最小的經濟體，通常還是在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地區。
尤努斯得到了來自中國、俄羅斯以及世界上其他很多國家領導人的贊賞。來自更廣泛的世界新興國家的領導人也對把金融服務帶給更多的人表示出了相當濃厚的興趣。墨西哥總統費利佩·卡爾德龍已經召集專家制定出政策，要在該國推廣“金融文化”。美洲開發銀行也已采取行動，要將其金融服務范圍擴展到覆蓋整個拉丁美洲的全部人口。
本書提出的次貸解決方案中的部分內容與這些計劃有著相同的脈絡，但也有差別。差別最明顯的一個方面是，本書所提及的措施針對的是最發達的國家，不僅是這些國家中的窮人，也針對那些正努力奮斗，拼命向中等以上收入靠近的人，事實上也就是針對所有的人。本書所討論的是通過為全體民眾建設新的金融基礎體系來應對這場次貸危機以及未來的類似危機，而且通過采用我們已經掌握的最先進的技術來為這個目的服務。
本書的思路
在本書后面的章節，我將通過對次貸危機的各種維度及心理本原的分析，對目前的這場次貸危機進行盡可能完整的描述。然后，我會詳細地介紹各種短期及遠期的解決方案。貫穿全文所強調的是采取行動的緊迫性。改革制度框架是一項急需馬上著手的工作，如果我們想控制住次貸危機造成的損失，并從這場危機中有所收獲的話，就必須馬上刻不容緩地啟動這項工作，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向一個新的、更完善的經濟體系繼續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