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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蘇伊士運河危機
    2008-09-19        來源:中信出版社

引言

  蘇伊士運河是在埃及沙漠中開鑿的一條長100英里的狹長水道,它把紅海和地中海聯接在一起。這條運河是19世紀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它的建造者法國人費迪南`德萊賽普斯享有“偉大工程師”的美譽。

  蘇伊士運河于1859年破土動工。10年之后,這條運河展現在人們眼前。當英國人看到這條運河可以大大縮短通往印度的旅程時,立即為沒有直接投資于這條威爾士親王所稱的“我們的印度通道”而追悔莫及。幸好,1875年,埃及的克迪夫君主無力償還債務,出售了埃及持有的44%的運河股權。英國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手疾眼快,在羅思柴爾德家族的英國分支的及時資助下,巧妙地購買了這部分股權。于是,蘇伊士運河公司就變成一家英法合資公司了。

  對于旅行家和商人而言,運河把通往印度的旅程縮短了一半。然而,運河最突出的意義是它的戰略價值。它把英國與遠東連接在一起,成為大英帝國的主要航道和生命線。保衛“通往印度的交通線”遂成為英國安全戰略的基本出發點。

  然而,1948年,運河突然之間喪失了傳統的意義。印度在這一年獲得了獨立,保衛印度已不再成為控制運河的理由。不過恰恰就在這時,運河具備了新的用途,它從帝國的通道變成了石油通道。產量與日俱增的波斯灣原油大部分經過蘇伊士運河水道源源運往歐洲。蘇伊士運河將翻過好望角至南安普敦的1.1 000英里航程縮短到6 500英里。到1955年為止,石油已占運河運輸總量的2/3,歐洲2/3的石油供應都要經過運河。運河北側還分布著穿越阿拉伯半島的輸油管和伊執克石油公司輸油管。因此,在戰后國際石油格局中,蘇伊士運河成為一條至關重要的紐帶。對于日益嚴重依賴于中東石油的西方大國來說,這條水道具有獨特的重要意義。

民族主義者:時勢造英雄

  英國對埃及和蘇伊士運河的控制延續了3/4個世紀之久。首先借助于赤裸裸的入侵和軍事占領,然后是對幾代傀儡政權的政治和經濟支配。但是,埃及的民族主義潮流長期以來奔騰不息,在戰后的最初幾年里變得更加強勁。1952年,一個軍官集團成功地發動了一場政變,并且把沉緬于奢侈生活的法魯克國王流放到萊維埃拉。1954年,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上校推翻了1952年政變的名義領袖納吉布將軍,成為無可爭議的埃及領導者。

  納賽爾是一個郵局職員的兒子,天生工于心計。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開始,他已有10年反英活動的生涯。他在擔任國家元首以后,曾經告訴來訪者和助手,他仍然感到他是一位陰謀家。他還具有在阿拉伯世界捕捉和引導民族主義新思潮的能力。作為穆罕默德`摩薩臺的高才生,他對于施展辯才和利用電臺煽動和動員群眾的手法早已融匯貫通。他可以鼓動數萬乃至數十萬示威者滿懷狂熱激情涌上街頭。他為新興的第三世界各國樹立了由軍官轉變成熱忱的民族主義領袖的楷模。

  納賽爾不愧是獻身于埃及復興與獨立的民族主義者。但是,他還想把影響擴展到埃及邊界以外,從阿拉伯語世界的一端擴展到另一端。他利用名為“阿拉伯人之聲”的功率強大的電臺向全中東地區播音,通過空中電波,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呼吁人們反對西方,并且對該地區其他一些阿拉伯政權發出威脅。他的計劃包括創建納賽爾領導下的阿拉伯新世界,并且糾正他所謂的有史以來“最大的國際罪行”——創建以色列。

  在蘇伊士運河上,頭頂炎炎烈日指揮過往船只的大多數人是穿著整治的齊膝短襪、短褲、潔凈的白色襯衣和頭戴船長帽的法國和英國導航員。在納賽爾的新埃及的中心地帶,蘇伊士運河的面貌顯然令人尷尬,它仍然是一副19世紀殖民地的舊模樣。不過,人們所關注的還不僅僅是運河的面貌。誠如摩薩臺實行國有化以前的伊朗石油租讓地一樣,運河公司的大部分過境費收入都流進了歐洲股東們的腰包,其中包括英國政府這個最大的股東。如果埃及完全控制了運河,那么,過境費就會成為這個一貧如洗的國家的新財源。

  無論如何,租讓地的末日已經屈指可數了。按條約規定,租讓期將在1968年滿期英國的努力已經開始退卻。按照1936年英國埃及條約的條款,英國依然在運河區保留著一個軍事基地和一個大型補給中心。但是,埃及人對于英國的撤離已經失去了耐心。他們開展了一場襲擾運動,其中包括搞恐怖活動、襲擊、暗殺和綁架。英國之所以保留這個基地,本來是為了保衛中東,可是當這個基地受到來自于它所要保衛的核心地區的攻擊的時候,保留這個基地還有什么意義呢?1954年,外交在大安東尼`艾登主持了一次談判。根據談判達成的協議,駐扎在運河區的最后一批英國部隊將于20個月之內撤離。

  人們希望英國政府能夠與埃及政府保持合理的關系。但是,當納賽爾試圖把蘇丹并入“大埃及”的時候,這種希望終于破滅了。美國對納賽爾抱以比較容忍的態度。美國政府和許多國會議員在歐洲殖民主義國家面前擺出一付道貌岸然的姿態,盼望它們盡快失去殖民帝國。美國人認為,在西方與共產主義和蘇聯的斗爭中,殖民主義殘余是對西方的巨大妨礙。盡管蘇伊士運河水道頗具經濟和戰略意義,但蘇伊士運河公司卻是最顯而易見的殖民主義殘余之一。

   1955年秋季,埃及獨裁者已經轉向蘇聯集團尋求武器的傳聞不脛而走。對納賽爾的恐懼不僅籠罩著倫敦,而且蔓延到了美國。這是否意味著蘇聯勢力的擴張?伊士運河是否會對西方的石油和海上交通關上大門?石油公司又對供應中斷的可能性憂心忡忡。1956年4月,新澤西美孚公司就如何在運河關閉情況下把波斯灣石油運往西方的課題,委托起草了自己的研究報告。

  大約就在同時,英國外交大臣塞爾溫`勞埃德在埃及拜訪了納賽爾。勞埃德明確指出,“運河是中東石油體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英國至關重要。”納賽爾反駁說,石油生產國已經得到了石油利潤的50%,而埃及卻沒有得到運河利潤的50%。他宣稱,如果說運河是石油體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埃及就應當像石油生產國那樣享有同樣的對半平分待遇。

   1955年底,英國和世界銀為了安撫納賽爾和加強埃及經濟,共同開始考慮向埃及提供貸款,以便在尼羅河的阿斯旺興建一座巨型水壩。這一項目似乎即將上馬。納賽爾得到了進一步的回報。根據艾登在兩年前談判達成的協議,最后一批英國部隊于1956年6月13日撤出運河區。然而,納賽爾的軍隊與蘇聯集團之間的武器交易卻是引起了華盛頓的警覺,并且造成了納賽爾與美國之間的疏遠。美國認為,埃及人會把有限的資金用于購買蘇制武器而不是用于水壩項目;此外,還估計到這個巨型項目會引走經濟困難,進而導致埃及對出資國的敵視和報怨。最好還是讓蘇聯人去做這樣長期吃力不討好的的事情吧。納賽爾承認“紅色中國”更加使美國政府和國會驚恐不安。參議院的共和黨議員告訴杜勒斯,在南斯拉夫的鐵托和埃及的納賽爾這兩位“中立的”候援領導人之中,只能批準向其中的一位提供援助。杜功斯選擇了鐵托。艾森豪威爾認可了這一決定。英國也對此予配合。1956年7月19日,杜勒斯撤回了向阿斯旺水壩提供貸款的建議,使納賽爾和世界銀行措手不及。

納賽爾開始行動

  納賽爾感到氣憤、羞恥,并且渴望著復仇。他認為,運河過境費可以用作阿斯旺水壩的投資。他對于出現在埃及中央地帶的殖民主義現象恨之人骨,必欲除之而后快。7月26曰,在亞歷山大,納賽爾在他童年第一次參加反英示威的那個廣場上發表了演說。他以埃及領袖的名義,對運河的建造者德萊賽普斯指名道姓地反復加以誹謗。“德萊賽普斯”是埃及軍隊開始行動的代號。當納賽爾演講結束的時候,埃及軍隊已經控制了運河區。蘇伊士運河被沒收了。

  這是一個轟動一時和頗有膽略的行動。運河區被占領之后,局勢戲劇性地驟然緊張起來。

  尋求妥協的外交活動和徒勞無功的努力一直持續了三個月之久。9月中旬,一直堅持在運河上引導船只的英國和法國導航員按照蘇伊士運河公司的指示撤走了。這項工作被認為是商船航運業中的尖端技術,倫敦和巴黎的高級官員們認為,由于運河水淺和從西奈吹來的強勁溯風,埃及人是無力獨自經營運河的。然而,早在若干年之前,埃及政府已開始重視培訓埃及的導航員了。及至運河國有化的時候。一大批富于才干的埃及人早已作好了接掌航輪的準備。蘇聯集團也匆忙派遣了一批船舶駕駛員前來相助。因此,在納賽爾當政時期,國有化后的蘇伊士運河基本上保持了正常的運營。

  在危機開始和升級期間,英國和法國政府都曾明確表示,他們絕不想中斷運河的航運,特別是石油運輸。美國政府的立場如何呢?在這幾個月里,不僅英國和法國,就連一些英國官員也捉摸不透美國的立場,更糟糕的是,個人恩怨和性格上的矛盾挫傷了艾登與杜勒斯之間的和氣。艾森豪威爾在日記中道出了一部分原委。他寫道:杜勒斯“在介紹情況時并不特別循循善誘。令人奇怪的是,他有時似乎并不懂得如何利用言詞和儀態去打動對方”。杜勒斯同其他美國人一樣,認為艾登既傲慢又刻板。他們話不投機,除了性格的矛盾之外,還有其他的原因。早在兩年之前,艾登和杜勒斯就曾經在法屬印度支那戰爭問題上發生爭論。艾登主張使用外交手段,而杜勒斯則對和平解決方案毫無興趣。

   1956年8月,就在運河國有化的幾天之后,杜勒斯向英國和法國的外交部長們信誓旦旦地說:“必須找出辦法,讓納賽爾交出運河”。在此后的幾個月中,這一看法一直縈繞在艾登的耳邊,給他帶來某種安慰。然而,在英國人看來,美國人卻沒有想出什么切合實際的外交策略。這不禁使英國人疑竇叢生。美國仿佛只是想推延英法的直接行動而已。

  其實,美國的決策人并不是杜勒斯,而是艾森豪威爾。這位總統對于美國應當采取的立場,早已胸有成竹。在他看來,訴諸武力既無取勝把握,亦無開戰理由。美國對策的實質就是防止英法的軍事干預。他認為,歐洲國家沒有能力在埃及建立一個有生存能力的馴服政府。任何這一類嘗試都會激勵阿拉伯人和整個第三世界反對西方,并且被蘇聯人利用。除此之外,他還告訴艾登:“納賽爾靠戲劇性場面而走紅,最好的辦法是讓這出戲漸漸地冷場。”艾森豪威爾曾經向他的顧問抱怨說,英國人的思維已經“過時”,納賽爾體現了該地區人民“打倒白人”的要求。若對埃及發動軍事進攻,肯定會使納賽爾變成發展中國家的英雄,并且有損于那些友好的阿拉伯領導人,使中東石油瀕臨危險。艾森豪威爾一次又一次地嚴厲衷告倫敦不要動武。

  艾森豪威爾認為,最重要的是,美國不能以支持恢復殖民統治的面目出現,而應當利用埃及局勢提供的機會,贏得發展中國家的支持,盡管必須以疏遠美國的傳統盟友英國和法國為代價也在所不惜。納賽爾在聽取了關于艾森豪威爾一次演說的匯報之后,開玩笑似地向他的一位副手問道:“他到底站在哪一邊呢?”

  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因素。艾森豪威爾就要在1956年11月爭取競選連任了。他在當政期間結束了朝鮮戰爭,當時正以和平締造者的姿態進行競選。此時此刻,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軍事危機引起選民的恐慌,從而威脅他的競選。英國和法國從來也沒有真正地把美國總統大選日程因素當成一回事,因而鑄成大錯。它們在繼續進行公開的外交表演的同時,也在秘密地研究另外一套方案。他們跟在制訂對運河區實行軍事干預的計劃,但是兩國都還沒有作好采取軍事行動的準備。英國人發現,他們不得不在旅游旺季征用遠洋班輪,甚至不得不求助于私營的皮克福德搬運公司,以便運送坦克。

“我們不愿意被掐死”

  英國和法國政府都強烈主張進行軍事干預。法國認為,納賽爾對其在北非的地位構成威脅。這位埃及領袖不僅給兩年前發動獨立戰爭的阿爾及利亞起義軍煽風點火。而且還向他們提供培訓和物資。法國人決心打敗納賽爾,并且收回德萊塞普斯用法國投資興建的運河。他們早已開始同以色列人進行軍事會談。后者之所以要打擊納賽爾,自有一番理由。當時,埃及總統正在擴充軍備,顯然是在準備同以色列打一場戰爭。他還支持游擊隊對以色列發動突襲,并且對以色列南方的埃拉特港實行封鎖,這就等于是一份宣戰書。

  運河為什么對英國如此重要呢?石油是一個關鍵性的原因。運河是命脈所系。就在運河被沒收之前的幾個月,蘇聯領導人尼古拉`布爾加寧和尼基塔`赫魯曉夫于1956年4月來到倫敦。艾登在與他們會晤之前,與艾森豪威爾一起一絲不茍地審查了他準備與蘇聯人會談的內容,艾森豪威爾表示完全贊同。總統建議:“凡是會導致北極熊控制石油生產和運輸的問題,我們都應寸步不讓。石油生產和運輸關系到西方世界的防務與經濟的生死存亡。”在與蘇聯領導人磋商的過程中,艾登警告他們不要插手中東。他說:“我們不得不十分坦率地談論石油問題,因為我們不惜為它而戰。”為了挑明論點,他又補充說:“沒有石油,我們便無法生存……我們不想被掐死。”

  納賽爾占領運河,使這種前景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英國的金融業風雨飄搖,國際收支岌岌可危。它已經從世界最大債權國淪為世界最大債務國。它的黃金和美元儲備僅夠支付3個月的進口。英國在中東的石油股息在其國外總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喪先這些股權勢必給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納賽爾一旦在埃及取勝,就會像摩薩臺在伊朗取勝時一樣,產生同樣的影響。英國的威望將會土崩瓦解。由于英國已經感到了失落,因此威望對它就更加重要。

  艾登不僅為石油和經濟而憂心忡忡,而且還擔心蘇聯勢力會大量涌人中東的真空。據一位在外交部直接為艾登處理石油事務的官員回憶,“艾登非常擔心蘇聯在中東的擴張”,“美國尚未作好從英國手中接管中東的準備,因此,防止俄國佬染指的任務非英國莫屬。”

  對于石油供應所受到的威脅及其蘊含的危險,財政大臣哈羅德`麥克米倫的看法與艾登完全吻合。他在日記中寫道:“事實上,我們已陷入一種可怕的進退維谷的境地。如果我們對埃及采取強硬行動,結果導致運河的關閉,通向黎凡特(黎巴嫩)的輸油管被切斷,波斯灣發生暴亂和石油生產中斷,那么英國和西歐將陷于敗局;可是,如果我們的外交努力受挫,如果納賽爾逃避了懲罰,而中東國家轟轟烈烈地‘實行石油國有化’……我們也會陷于敗局。我們到底何去何從呢?依我之見,我們顯然應當碰一碰唯一的運氣——采取強硬行動,寄希望于我們在中東的朋友立于不敗之地、敵人垮臺、石油得救。不過,這可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決定。”
 
20年后的又一個“萊茵蘭”

  艾登`麥克米倫及其親信,以及法國總理居伊`莫萊和同僚們面對危機,深深地陷入了歷史的沉思。在他們看來,納賽爾就是墨索里尼再世,甚至是一個新出現的希特勒。在1958年的夏季和初秋,艾登仿佛看到,納賽爾正在推行一套似曾相識的擴張計劃。在他看來,納賽爾所著的《革命哲學》讀來頗似希特勒的《我的奮斗》。納賽爾也希望創建一個帝國。他在書中強調,阿拉伯世界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中應當把控制石油——“文明的命脈”——與使用暴力相結合。納賽爾宣稱,失去了石油,工業國的所有機器都“不過是一堆銹跡斑斑、無法運轉和毫無聲息的廢銅爛鐵而已”。艾登已經作過妥協的嘗試。他曾經運用巨大的個人威望在1954年同埃及解決了英國軍隊撤離運河區的問題,并且因此受到保守黨內部一部分人的猛烈抨擊。現在他感到,他已經被納賽爾出賣了。納賽爾同希特勒一樣,他們所簽署的文件并非就是他們的諾言。違反國際協議和占領運河的行動難道不是又一個萊茵蘭嗎?進一步地試圖遷就和綏靖納賽爾難道不是又一個慕尼黑嗎?艾登不想再重溫這一切了。如果必須對納賽爾動用武力,那么最好馬上動手,切莫拖延。

  莫萊總理對設在布痕瓦爾德的德國集中營記憶猶新,并且與艾登所見略同。比利時外交大臣保羅`亨利`斯帕克也是如此。他在危機期間寫給英國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說:“我不想對您隱瞞,我的腦海中索繞著對希特勒時代初期所犯錯誤的記憶。這些錯誤使我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華盛頓并不像歐洲那樣迫不急待。不過,西方國家雖然沒有就如何對付納賽爾達成一致意見,但歸后還是制訂了一項以防成萬一的計劃,以便應付在蘇伊士運河問題上一決雌雄可能導致的石油危機。艾森豪威爾批準成立一個“中東應急委員會”,以便制定在運河關閉情況下的西方石油供應方案。該委員會與“英國石油供應咨詢委員會”和歐洲經濟合作組織建立了密切的通訊聯系。

   9月份,艾森豪威爾在致艾登的信中堅持認為“使納賽爾身價倍增”是危險的舉動。對此外交部常務副大臣伊馬`柯克帕特里克給予了尖刻的答復:“我希望總統是正確的,但是我確信他錯了……如果我們退縮,而納賽爾鞏固了他的地位并且逐步接制了產油國,那么據我們得到的情報,他就能夠并且下決心毀掉我們。如里我們有一年或者兩年得不到中東石油。我們的黃金儲備就會蕩然無存。如果我們的黃金儲備蕩然無存,英鎊區就會解體。如果英鎊區解體,而且我們沒有儲備,那么我們就無力在德國和任何其他地方維持駐軍。我懷疑,我們是否將有能力支付最低限度的必要的防衛開支。而無力防衛的國家是毫無希望的國家。”

  就在同一個月,蘇伊士運河危機仍在孕育之中。頗受艾森豪威爾賞識的得克薩斯石油富翁羅伯特`安德森,以總統私人智囊的身份秘密訪問了沙特阿拉伯。他的目的是要沙特阿拉伯人對納賽爾施加壓力。在利雅得,安德森警告沙特國王和外交大臣費薩爾親王說,美國已經取得重大進展,將開發出遠比石油更廉價和更高效的能源,從而可能使沙特和所有中東的石油變得一錢不值。如果運河被當做一種敲詐勒索的工具,那么美國就不得不把這種技術提供給歐洲人。

  這種替代能源是什么呢?沙特國王問道。

  安德森回答說:“原子能。”

  無論是沙特國王還是讀過一些關于核電站書籍的費薩爾親王似乎都沒有被打動,也沒有對沙特石油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能力表示半點懷疑。他們對安德森的警告置之不理。

  與此同時,英國和法國的關鍵決策人物對于以聯合國為核心,以外交方式解決危機的前景已經疑竇叢生。他的結論是,只有動武才能對納賽爾發生效力。

動武

   1956年10月24日,包括雙方外交部長在內的英國和法國高級外交和軍事官員在巴黎郊外色佛爾的一間別野里,秘密會晤了包括戴維`本古里安、摩西`達揚和西蒙`佩雷斯在內的以色列最高級代表團。三國達成了一項諒解:以色列為了對付埃及的威脅和軍事壓力,將穿越幾乎荒無人煙的西奈半島,對蘇伊士運河發動軍事攻擊。英國和法國將就保護運河發出一項最后通碟。如果戰斗繼續進行——這將是確定無疑的——他們將進入運河區,以保護國際水道。英國和法國的最終目的將是實現運河問題的解決,并且在可能情況下,在此過程中推翻納賽爾。

  就在締結色佛爾秘密條約的前一天,埃及和敘利亞成立了在埃及控制下的聯合軍事指揮部。翌日,約旦也加人了聯合軍事指揮部。一切已成定局。

  然而就在這時,卻發生了一連串稀奇古怪的政治事件和個人風波,使蘇伊士運河危機更加復雜。10月24日,也就是色佛爾會議的同一天,蘇聯紅軍部隊開進了布達佩斯,去鎮壓匈牙利爆發的反對蘇聯控制的革命。然后,安東厄`艾登的健康狀況出現了問題。1956年6月,艾森豪威爾因患腸炎而不得不動了手術。因此,就在沖突迫在眉睫的關口,大西洋兩岸的兩位主角都已健康狀況不佳。

  經過幾個月的躊躇和拖延之后,事情開始發生急劇的變化。10月29日,以色列攻入西奈,開始履行色佛爾協定。10月30日,倫敦和巴黎發出了最后通牒,并且宣布了占領運河區的意圖。同一天,蘇聯軍隊從布達佩斯撤出,并且做出了不干預的許諾。翌日,10月31日,英國轟炸了埃及的機場,埃及軍隊開始匆忙從西奈半島撤離。

  蘇伊士運河行動使美國大吃一驚。艾森豪威爾在南方的競選旅行期間第一次聽到了以色列發動進攻的消息。他怒不可遏。艾登出賣了他。他們在無意之中很可能引發一場更大規模的國際危機,包括與蘇聯的直接沖突。而且,行動的時間距美國舉國關注的總統大選只差一周。艾森豪威爾在盛怒之下,打電話給唐寧街10號,并且在電話中大發脾氣。至少艾森豪威爾認為他當時是這樣做的。其實,他當時正處于癲狂狀態,甚至沒有弄清接電話的是艾登的助手。沒等對方問清他的姓名,這位總統就劈頭蓋臉地把那位倒霉的助手臭罵了一頓。對方的電話尚未來得及傳給艾登本人,他就把電話掛斷了。

   11月3日,輪到杜勒斯被送進醫院了。他被確診為患有嚴重的胃癌。他的胃被切除了一大塊。到此為止,關鍵人物之中已有三位病魔纏身,從杜勒斯停止工作開始,美國的日常外交政策管理便易手于副國務卿赫伯特`胡佛。此人曾經組建伊朗財團,被英國人認為是一個厭惡英國的人。

  由于后勤供應、計劃不同以及艾登的猶柔寡斷等原因,英國和法國在發出最后通牒之后的數日之內,并沒有立即行動和入侵運河區。在此期間。納賽爾制造了一場最嚴重的大破壞。他鑿沉了幾十艘填滿石塊、水泥和舊啤酒瓶的船只,有效地阻塞了水道。從而封鎖了石油供應。而保證石油供應安全正是英法進攻的直接理由。敘利亞按納賽爾的指示,破壞了伊拉克石油公司輸油管沿線的泵站,進一步減少了供應。

  英國人在策劃如何在納賽爾關閉運河情況下避免石油短缺的那幾個月之中一向以為,美國會用其石油供應填補所有的缺額。事實證明,這種設想是大錯特錯了。英國既打錯了算盤,也沒有考慮到美國總統大選的日期。艾森豪威爾拒絕實施任何應急供應方案。他對助手們說:“本人認為,挑起這次行動的人應當自己去解決他們的石油問題,自己去下油鍋。”石油成了華盛頓對其西方盟友加以懲罰和施加壓力的一種手段。艾森豪威爾不但沒有向美國的盟友供應石油,反而實行了制裁。

   11月5日,以色列已經鞏固了對西奈和加沙地帶的控制,并且穩穩地控制了蒂朗海峽。同一天,英國和法國軍隊開始對運河實行傘兵攻擊。在此前一天,蘇聯軍隊已經重返布達佩斯,并著手鎮壓匈牙利的暴動。蘇伊土事件的同時發生,妨礙了西方對匈牙利起義和蘇聯干預采取任何有效的共同對策。莫斯科反而指責英國。法國和以色列是“侵略者”。蘇聯還以軍事干預相威脅,甚至威脅要對巴黎和倫敦實行核打擊。艾森豪威爾明確指出,任何這樣的攻擊都將導致對蘇聯的毀滅性反擊。

磨難

  盡管艾林豪威爾作出了答復,美國政府對英國和法國的怒氣依然未消。從華盛頓傳出的信息依然未變:它們同意訴諸軍事行動,英國和法國必須住手。11月6日,艾森豪爾以壓倒多數大勝阿德萊`史蒂文森。同一天,英法同意就地停火。它們到這時為止,只不過在運河沿岸建立了一個立足點而已。對他們來說,開戰還不到一天,自由使用運河這個戰爭目標就已經化為了泡影。華盛頓明確表示,僅僅停火是不夠的。它們必須撤軍。以色列也必須這樣做,否則它將受到華盛頓的經濟報復。艾森豪威爾告訴他的私人顧問說,絕不可“惹得阿拉伯人對我們惱火”,因為,他們有可能會發動一場全中東規模的石油禁運。

  沒有美國的援助,西歐所有國家很快就會出現石油短缺。冬季正在臨近,石油儲備僅夠數周之用。由于運河斷航和中東輸油管無法使用,西歐3/4石油的正常運輸渠道已被切斷。除此之外,沙特阿拉伯對英國和法國實行了禁運。在科威特,一系列破壞行動使該國的供油系統停止運行。當美國考慮對英國和法國實行石油制裁的風聲吹到英國內閣埃及委員會的時候,哈羅德`麥克米倫把雙手舉向空中說到:“石油制裁!那就全完了。”11月7日,英國政府宣布,將石油消費量減少10%,當艾登步入議會下院的時候,工黨反對派噓聲大作。持批評態度的議員們宣稱,如果要發放定量卡的話,那么定量卡上應當印上安東尼`艾登的頭像。

   11月9日,艾森豪威爾出席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開始考慮幫歐洲人一把。他提議石油公司應根據一項重大供應計劃實行合作。他笑著說,“盡管安東尼`艾登頑固不化”,他仍將批準石油公司根據國家安全利益運作,并且使它們不會因此而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制約,但是,萬一石油公司的首腦人物因參與這樣一個計劃而被投入監獄,又當如何呢?總統放聲大笑地說,那他就撤免他們。俁是他也明確強調,這一切只不過是一項應急方案。在英國和法國實際開始從埃及撤出之前,任何應急石油供應計劃都絕對不會付諸實施。歐洲人悲傷地抱怨說,美國人要讓英國和法國繼續經受磨難,以此對它們加以懲罰。國際石油公司眼看著石油短缺日甚一日,便請求艾森豪威爾政府成立“中東應急委員會”。但是正如一位石油公司的董事所言:“政府一口回絕。”

  從另一方面來說,英國經濟也是脆弱的。它的國際金融業很不穩固。對蘇伊士運河的軍事攻擊剛一開始,就開始發生英鎊擠兌。英國堅信,擠兌是在默許之下進行的,可能得到了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支持和挑唆。在美國的唆使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拒絕了倫敦提出的緊急金融援助請求。英國駐華盛頓使館的經濟公使向倫敦報告說,他在尋求急需的金融援助時,在華盛頓到處碰壁。

   11月中旬,聯會國“維持和平”部隊開始到達埃及。但是艾森豪威爾政府指出,磨難并沒有結束。在英國和法國部隊撤出埃及之前,不會成立中東應急委員會。一場石油荒巳迫在眉睫。艾森豪戚爾在寫給當時擔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首腦的英國將軍洛德`伊斯梅的信中道出了對“自由世界卷入的悲哀”。他“對于西歐的燃料和金融狀況并非無動于衷”,但是重申,他不希望“與阿拉伯世界交戰”。他說,以上最后一種考慮是“無法公開談論的極其微妙的事情”。伊斯梅復信表示對來信的贊賞,但暗地里卻警告艾森豪威爾,下一年春季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隊可能因缺油而實際陷于癱瘓之中。11月末,英國和法國終于保證迅速從蘇伊士運河撤出它們的軍隊。這時,艾森豪威爾才批準成立了中東應急委員會。美國人贏了。他們使英國和法國在納賽爾那里遭到失敗和屈辱之后,又遭到了新的失敗和屈辱在這一混戰之中,只有納賽爾才是唯一的勝利者。

克服危機

   12月初,在運河關閉一個月之后,由于英國和法國受挫和整個酉歐處于能源危機的邊緣,應急供應計劃終于付諸實施。這種所謂的“石油救援”是歐洲和美國的政府與石油公司的合作行動。

  在大部分情況下,中東的石油生產并沒有中斷。問題首先出在運輸方面。解決辦法就是從其他供應來源取得石油。由于運輸距離較近和行船時間較短,同樣的一艘油輪從西半球向歐洲運輸的石油可以比從波斯灣經好望角向歐洲運輸的石油多一倍。因此應急委員會集中主要精力,進行油輪的大規模重新調度,以便使西半球像20世紀40年代末那樣再次成為主要供應來源。調整油輪的航線、石油公司聯合使用油輪、實行易貨供應,一切措施都要為以最快速度和最有效方式運送石油服務。

  歐洲國家為了確保被稱做“糖罐”的應急供應石油能夠在各國之間公正地分配,也進行了廣泛的努力。歐洲經濟合作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前身)成立了一個石油使用情況、儲備水平和當地能源供應狀況基礎上制訂的方案,實行石油分配。定量供應和其他需求限制是石油求援的補充措施比利時禁止私人在星期天駕車。法國把石油公司銷售量限制在蘇伊士運河危機前的70%。英國增設了新的石油稅,因而導致汽油柴油價格上漲和倫敦出租汽車費的上漲,為后人留下了“蘇伊士六便士”的笑談。發電廠則受到鼓勵實行以煤代油。到12月底,英國已經實行了汽油定量供應。

  盡管首要在于調度油輪,但石油供應量本身也并不充足。據估計,西半球必須顯著增產,才能滿足西歐的需要,額外石油供應將大量來自于擁有很大剩余生產能力的美國。國際石油公司如饑似渴地在美國原油市場上搜尋能夠用于石油救援的一切額外供應。然而,無論是石油公司還是有關國家的政府都忽視了得薩斯鐵路委員會。后者在1957年冬季的關鍵性的幾個月中,絲毫不允許增加運量,并且原封不動地保持著剩余能力,令所有其他石油公司驚恐不安。這是獨立石油生產商與大型石油公司之間由來已久的斗爭中的一場新較量。新澤西石油公司董事會的一份內部備忘敏銳地指出,鐵路委員會代表了那些“通常只有國內利益”的得克薩斯獨立生產商的觀點。它擔心,如果國內的原油和汽油存貨增加,而歐洲卻不增加定貨,石油價格就會下跌。不管怎樣,它所希望的是提高價格,而不是降低價格。

  該委員拒絕大幅度增產,招來了一場反對的軒然大波。英國石油公司的埃里克`德雷克說,這“對歐洲來說無異于一場災難”。新澤西石油公司的一位駐歐洲代表說,這是“災難性的”,并且會使該公司對歐洲的供應量減少50%。艾登和麥克米倫都親自對得克薩斯鐵路委員會的政策表示了抗議。英國報界指責這家隱藏在得克薩斯深處的名不見經傳的神秘機構。針對英國的抱怨,年邁的得克薩斯鐵路委員會委員湯普遜上校反駁說:“我們已經給它裝運了不少原油,而它卻批評我們沒有按它的命令運出所有的原油。美國顯然依然把我們看做是一個省或者是一塊自治領。”

  到1958年春季為止,主要由于石油救助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成效,石油危機終于接近尾聲。將近90%的供應缺額已經得到彌補。在歐洲,及時采取的儲備措施加上溫暖的氣候,使剩下的缺額也大部分得到了彌補,因此實際短缺額是很小的。從總體上看,當時的歐洲經濟還不像后來那樣易受石油供應中斷的傷害。1956年,石油只占全部能源消費量的20%。歐洲經濟雖然正處于輕變之中,但仍然主要是一種煤炭經濟。這一特點在后來的歲月中發生了變化。

   1957年3月,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輸油管部分開通了。4月份。蘇伊士運河經過清理,已經可以通過油輪。納賽爾贏得了勝利。蘇伊士運河已經無可爭辯地歸埃及所有,并且由埃及經營。雖然埃及的蘇伊士運河導航員的衣著井不像他們的英國和法國前任那樣干凈利落,但他們卻相當勝任導航工作。波斯灣產油國渴望恢復石油供應。科威特因缺乏運輸能力,石油產量已經下降了一半。4月份,美國政府中止了應急石油救援計劃。5月中旬,英國政府停止了石油定量供應,然后采取了最后一道不情愿的措施,即指示“英國航運部門使用蘇伊士運河”。以此為標志,蘇伊士運河危機才真正地落下了帷幕。

“艾登爵士”退場

  一位美國的參與者在回憶那場危機時說:“蘇伊士運河危機的那幾個月非同尋常,上演了精彩的喜劇,卑劣的陰謀劇和深刻的悲劇。但是從個人和民族的角度來看,主要還是悲劇。”對于被納賽爾稱做“艾登爵士”的安東尼`艾登首相來說,那是一幕巨大的個人悲劇。在那之前,他一向靠料事如神、富于勇氣和外交技巧而政績輝煌。然而,當納賽爾鑿沉船只的時候,艾登的聲譽也被一同沉入了運河的水底。艾登的醫生告訴他,他的健康狀況已不適宜擔任首相工作了。1957年1月,他辭職了。

  最先得知此信的人是哈羅德`麥克米倫。當艾登約他到唐寧街10號小客廳會面的時候,他就住在隔壁的唐寧街11號。麥克米倫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在那個凄涼的冬季下午,我可以看出,他依然是那樣富有朝氣,那樣活潑愉快,那樣溫文爾雅。這是1914~1918年戰爭期間青年軍人的典型特征。那場駭人聽聞的浩劫的幸存者們往往懷有一種特殊的使命感。他們就像一批不完成任務誓不罷休的戰士。他和我就是懷著這樣的精神步入政壇的。現在,他經過長年奮斗,已經攀上了權勢的巔峰,但是卻被一種神秘的然而又是不可逃避的命運擊倒了。”悵然若失的麥克米倫心情凄楚地沿著通道走回到唐寧街11號財政大阻的官邸。第二天早晨,他正在官邸中坐在一幅格拉斯夠通的肖像畫下讀著《傲慢與偏見》以調理心緒,突然接到了請他去王宮就任首相的電話。

  蘇伊士運河危機是英國的一個轉折點。它造成了英國的文化、政治和國際地位的嚴重斷裂。蘇伊士運河并不是英國衰落的先兆,而是使早就開始的衰落從此大白于天下。英國不再是第一流強國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消耗以及國內的分裂不僅嚴重消耗了它的財力,而且也嚴重削弱了它的信心和政治意志。艾登堅信,他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沒有做錯什么事。數年之后,倫敦《泰晤士報》對安東尼`艾登做出了如下的評論:“他是相信英國是偉大強國的首相,也是第一位親眼看到英國被危機證明不是偉大強國的首相。”此語堪做大英帝國的墓志銘,也道出了艾登的心境。

未來的安全:油管與油輪

  蘇伊士運河危機給國際石油工業帶來了不少啟迪。盡管運河已經恢復運營,石油公司對它的可靠性卻已失去了信任。接著,石油公司和西方國家政府就擴建輸油管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討論。但是,敘利亞禁止使用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輸油管一事表明,切斷輸油管也是易如反掌。顯然,輸油管并不是解決石油安全過境問題的唯一對策,其風險是顯而易見的。

  在圍繞蘇伊士運河生命線的一切激烈爭論之中,有一個方案被人們忽視。如果說運河和中東輸油管都易受損害,那么還有一個更安全的替代方案,即使用環繞好望角的航道。為了經濟和實用起見,倘若利用這條航道向西歐供應石油,則必須使用裝載能力更大、船體更大的油輪。然而工業界一般認為,從物理學角度而論,這種油是無法建造的。可是,日本的造船廠發揮了柴油發動機和優質鋼材的優勢,根快就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殼牌石油公司高級經理約翰`勞登回憶說:“1956年,油輪的船主們還在說,大船過于昂貴,其燃料費用也太高了。令我吃驚的是,日本人不久就開始以極快的速度建造這種油輪了。”事實證明,這種油輪不僅出奇地經濟,而且也符合安全標準。因此,超級油輪也同英國聲勢的衰落和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的崛起一樣,成為蘇伊士運河危機的產物之一。

破鏡重圓

  蘇伊士運河危機過后,英國人和法國人仍然對美國人懷恨在心。英國駐美國大使在1957年初措詞尖刻地評論說:“艾森豪威爾像美國童子軍一樣看待殖民主義、聯合國和玩弄辭令策略的有效性……他的天性和挽救健康的需要使他成為美國歷史上最無所做為的總統之一。”

  在危機期間,美國竭力試圖利用阿拉伯產油國來鞏固它的地位。艾森豪威爾本人非常強調“把沙特國王扶植成中東地區的重要人物”,以便取代納賽爾。他還向阿拉伯產油國明確表示,美國愿意為“在西歐恢復中東石油的市場”而努力。除了這種考慮之外,也有可能進一步支持中東的穩定的親西方政府,把它們作為遏制蘇聯擴張主義的堡壘。英國和法國無疑同意這兩項戰略目標。它們之間的分歧在于手段,而不在于目的。

  大西洋兩岸都承認,有必要彌合蘇伊士運河危機造成的分裂。以“處變不驚”而出名的新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后來承認他的內心經常因緊張恐懼而痛苦萬狀。他與艾森豪威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攜手共事,并且保持著友情和相互尊重。當人們提到麥克米倫可能接替艾登的時候,艾森豪威爾形容他是一位“坦誠、細致的人”,麥克米倫還是一位現實主義者。在接受了蘇伊士運河危機的沉痛教訓之后,他說,“我們的一切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華盛頓的統治者手中。”這是不折不扣的事實。對于艾森豪威爾的美好祝愿,麥克米倫答復說:“我對于將使我頭痛的問題并無幻想。但是,33年的議會生涯使我鍛煉得堅韌不拔。我希望,這并不會減少我的幽默感。”

  中東和石油以及歐美聯盟的裂痕當然是一些最令他頭痛的問題。正式的和解進程開始于艾森豪威爾和麥克米倫參加的百慕大會議。會議是1957年3月在大洋高爾夫河俱樂部召開的。在準備這次會議的時候,麥克米倫著重考慮了石油問題。他調來了一張標明各石油公司在中東的位置的地圖和一份石油公司的“大系表”。石油與中東安全兩個議題糾纏在一起,成為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誠如艾森豪威爾后來所說,就石油問題進行了“非常坦誠的談話”,其中包括探討鼓動建造超級油輪的可能性。蘇伊士運河使所有西方強國都領教了變化多端的中東局勢。在百慕大,英國強調,保持科威特和海灣沿岸其他國家獨立的重要意義,所有這些國家的君主都極易受到納賽爾式政變的損害。雙方同意,英國需要盡一切可能確保海灣的安全。麥克米倫把中東石油稱為“世界的頭獎”,敦促兩國政府進行合作,以實現該地區的長期和平與繁榮。他說,這就是他們在戰爭期間曾經使用過的那種“共同方式”。百慕大會議的確彌合了英國與美國之間的分裂。艾森豪威爾和麥克米倫許諾,每周以個人名義“無拘束地”互致一次信件。總而言之,這兩個國家在中東確有共同的目標。但是,蘇伊士運河危機已經富于戲劇性地證明,在未來的歲月中,執牛耳者將是美國,而不再是英國了。

   1970年,在發生蘇伊士運河危機14年以后,保守黨贏得了英國大選的勝利,愛德華`希思接任首相。他在唐寧街10號為當時已是埃文伯爵的安東尼`艾登舉辦了一次晚宴。保守黨黨魁希思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也有同樣的頭銜艾登以貴客身份重返唐寧街10號,在那里度過了一個心境美好的夜晚。希思發表了詼諧和優美的講話之后,艾登起身,即席致答。他為英國人民進行了特別的祈禱,祈禱他們在北海水下發現一個“石油湖”。這恰恰就是英國人在1970年開始做的事情,盡管他們未能及時利用這一發現,以避免愛德華`希思在另一次能源危機中垮臺。如果英國人知道或者猜測到這樣一個石油湖的存在,1956年就會是另一番光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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