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熟的爸（1976至今）：風云變幻時機終到，吳敬璉成為“吳市場”
成熟的我（2007年）：
路漫漫兮生命伊始，探問吳曉蓮究竟是誰？
成熟的爸 高速爬格子
顧準臨終前囑咐吳敬璉“守機待時”，但是至于什么時候“機”才會出現，當時他們兩人心里都沒底。顧準走了兩年之后，這個“機”竟然奇跡般真的被“待”來了。1976年10月6那天，吳敬璉推著自行車在大街上走著，得知“四人幫”被逮捕了。12月，他參加了由他的老師于光遠發起的如何在經濟學界“撥亂反正”的策劃，從那時起，以致整個70年代后期，是吳敬璉發表文章的高產期。他在“文革”后期所讀的書、所做的探討和思考一下子有了出口，于是他就夜以繼日地寫文章。
他在那個時期的文章，有許多是與周叔蓮合寫的，有時還與另一個作者汪海波合著，他們是復旦大學的同班同學。吳敬璉、周叔蓮和汪海波合作，一般先在一起討論，然后由下筆快的周叔蓮和汪海波寫第一稿，由考慮細致的吳敬璉修改，中間也溝通交流。周叔蓮家住“學部”（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大院，離吳敬璉的母親家很近，周末吳敬璉回母親家時，他時常過來兩人一起討論。我和妹妹對這位周叔叔自然非常熟悉，但是不記得他跟我們說過話。我印象里他是一個比我爸爸更書呆子的人，一門心思就是經濟學，進了我們家的門，便目不斜視地到爸爸房間去，坐下來就開談。他們倆不面談的時候就通電話，那時候很少有住家有電話，吳敬璉也只有在母親家的時候，才用那里的電話，長時間與周叔蓮談他們的稿子。幾十年后，周叔叔跟我說，當年他是在他夫人彭韻倩的辦公室里跟吳敬璉通話的。周末辦公室里沒人，正好他可以幾小時地跟吳敬璉討論。
吳敬璉的寫作，多數是在我們在北師大的家里進行的。那時我們一家四口人仍住在大筒子樓里那個14平米的房間里，房里的全部家當是：爸爸媽媽的雙人床，我和妹妹的上下鋪，一張書桌，一張飯桌，兩張桌子間夾著鋼琴，鋪邊一只五抽柜，兩只木凳，兩只折疊凳，一把椅子和一個小馬扎。1976年后，我和妹妹開始學習文化啦！對我們那倒不一定是什么值得興奮的事，我是要告訴你的是，我們從那時起，每天放學回家后就“霸占”了家里的兩張桌子。爸爸寫作的固定位置是雙人床的床沿，他在床上墊了一塊三合板做的象棋棋盤，稿紙放在上面，人半蹲坐在馬扎上，勾著頭在那里寫出了一批按當時的標準來講很有深度的文章，也寫出了嚴重的頸椎病。（最近聽人說吳敬璉在中歐管理學院講課時突發心臟病送醫院搶救，其實還是他那嚴重的頸椎病所致，在面對著學生們時突然轉頭用激光筆指背后的投影時引發了暈厥。）奶奶最心疼他，當時就跟我說：“你爸爸整天在那兒爬格子，脖子都快要爬斷了。”
當然，我和妹妹也不總是占著桌子學習，因為我們每天不得不練琴。她拉小提琴，我彈鋼琴，居然常常在同一時間里各練各的，殺雞宰鴨一般。可我父母就是情愿把他們自己沉浸在如此噪音之中，還是堅持要我們學琴練琴。而爸爸的腦子不知是什么特殊材料的腦子，耳朵和神經受著如此刺激，思想居然可以源源不斷地由一支圓珠筆，轉變成激揚的文字。
從后來出版的吳敬璉集子里可以看到，70年代后期他所寫的文章，涉及的方面非常廣，包括按勞分配、批判專制主義、社會主義經濟與價值規律、商品經濟、企業經營機制、知識分子的作用和政府的政策、大寨問題，以及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體制改革等等。
井外的天
“文革”一結束，我爸爸就有一個強烈的愿望——他要出國去看一看。當時我納悶，他怎么就知道外面還有一個世界呢？作為他的女兒，1976年的我，心里裝著的外國一共只有蘇修和美帝那兩個大壞蛋，我自然是做夢也沒有想過要去參觀訪問他們。那個年月里的我們都是井底之蛙，“爸爸青蛙”雖然知道井外還有一個天，卻不告訴他家里的“蝌蚪們”，或許是認為她們在井里安安穩穩地生活也不錯，而他自己在機會來了的時候，是多么渴望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現在到底是什么樣子。
吳敬璉的第一次出國是1978年去希臘參加一個經濟學的國際會議。那次出國令他大受刺激，原來在他被關在井底做青蛙的二三十年里，國際上經濟學理論有了如此長足的發展，以至于他在那次會議上，根本聽不懂國外經濟學家們在講什么。不是語言上聽不懂（跟他去的有外交部專職翻譯），而是在經濟學內容上他根本聽不懂。可他是個經濟學家啊！他決心發奮趕上。說干就干，要補的第一門課：高等數學。48歲的吳敬璉成了北師大數學系微積分和線性代數這兩門課的本科旁聽生，上課認真做筆記，回家又做作業，并讓夫人幫他請了個講師來家給他開小灶。
耶魯“汲水”
1983年1月吳敬璉靠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來到美國耶魯大學，他的身份是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赴美訪問學者，但５３歲的他，拿著個筆記本，從本科生的基礎課程到研究生的討論會都認真參加。他那時結識的一些年輕的中外研究生，現在不少已經是有成就的經濟學家了，當時大家都關心著文革后中國的經濟前景。
當時和我爸爸在耶魯結識的人里，有一位名叫白瑞?諾頓（Barry
Naughton）的美國研究生，現在已任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經濟系主任好多年了。有一次他跟我和我妹妹聊天時提起多年前我爸在耶魯的事，我妹妹問他當時知不知道初到耶魯的吳敬璉教授從來沒有受過系統的現代經濟學訓練。他回答說，當時沒人往那方面想。美國人就是天真得可愛。
中國社科院的一名正研究員，也相當于大學的正教授，在美國同行們眼里是一個相當受尊重的學術地位，加之20世紀８０年代初，能與中國大陸來的經濟學家親自交流，對美國的學者們也是很難得的機會，所以那時耶魯的教授們經常邀請吳敬璉和他們一起座談或吃工作午餐，意在討論一些新出版的經濟學書籍和對經濟學的熱門話題進行交流。然而有一點是那些美國名牌大學的教授們不太清楚的事，就是吳敬璉這位中國經濟學家，在長期封閉的環境中受政治運動之累，對現代經濟學尚在“補課”階段，每一次與美國同行們的交流之前，他所做的準備工作都等于在彌補幾年，甚至是十幾年前流失掉的時間。對這一點吳敬璉心里比誰都明白，因此他非常緊張。他緊張那些書是自己沒看過的；他緊張那些論題是自己不熟悉的；他也緊張自己的英文尚不夠流利，所以他一刻不停地學習，一刻不停地汲取。就這樣一年半下來，他在耶魯這所美國著名高等學府里，半做學者，半做學生，刻苦努力到幾乎筋疲力盡。離美回國前，他去夏威夷參加了一個國際研討會，本來還安排了一個途徑香港的會議，結果等夏威夷的會開完，他覺得自己的舌頭都不能打轉了，如果再去香港說英文、談經濟，恐怕實在力不從心，于是臨時取消了香港之行，直接回到了北京。他的好朋友、經濟學家周叔蓮說，吳敬璉從耶魯回來頭發都白了。
那次出國一年半時間，不僅是吳敬璉第一次訪問美國，也是他至今出國時間最長的一次。從他帶回國給家人的東西來看，“洋葷”倒是不少，有飛機上發的果醬、刀叉和布拖鞋，也有旅館里發的肥皂、浴液和洗發精，還有在美國的親戚們送的幾件衣服，還真讓當時的我這只“井底蝌蚪”看得眼花繚亂。然而，他帶回國的真正“大件”，是送給他單位的一臺Ｄｉｇｉｔａｌ牌的計算機。他在美國已經開始學習用計算機。而當時國內的研究人員用計算機的人還很少，他送給社科院經濟所的那臺計算機，一直到他1984年底調離社科院去國務院經濟發展中心工作時，還被封存著沒拿出來使用過。
他從美國帶給家里人的東西，也有一樣算得上“技術革命”的，那就是彩色膠卷。他帶回來的幾卷，送人之后自己家就剩下兩卷。用第一卷的時候，是我們家第一次拍彩照，很興奮。因為家里人多，爸爸說每人只能照兩張，為這事我還和他鬧了一場別扭，因為愛虛榮的我太想多拍幾張彩色照片了。最近和周叔蓮的女兒周平聊天，她說當年我爸爸在耶魯期間，曾經托人帶回國一卷彩色膠卷送給她家，他們拍好后，托人帶回美國，我爸拿去沖洗好了再托人帶回來。她說從那之后不久有人給她介紹對象，互相交換照片時，她送給她后來丈夫的第一張照片，就是那些在中國和美國之間跨洋過海好幾次的首批彩照中的一張。
其實，那時福特基金會給中國訪問研究人員的錢并不少，但是當時國家的規定是一名公派研究人員每月只能拿450元美金，多余的一律交公。按美國的生活水準，用這點錢交房租、吃飯、買書、買保險等實在是非常緊的。好在我爸爸本來就節約，又加上一直忙著工作和學習，除了每日在家煮大白菜，外加美國價廉物美的烤雞腿以外，沒地方也沒時間花錢，所以他不但自己夠用，攢了錢給單位買計算機，另外還存了一些錢給我媽媽去用。我媽媽是1984年初到耶魯和我爸爸會合的。之后他們一起參觀了不少美國的大學和企業，包括當時加州的一些新興電子工業公司，比如當時美國僅有的兩家制造手提電腦的公司之一Kaypro。
一向有人把出國說成是“鍍金”和“開洋葷”，這種想法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一些打破頭爭著出國的人們中間更為流行。對吳敬璉來說，這話也沒錯，只不過他鍍的是知識的“金”，他開的是經濟發展新模式的“葷”。更準確地說，他像一塊干枯了很久的海綿，在那里如饑似渴地飽吸知識的甘泉。雖然那時我在杭州讀大學，沒有親眼看見他是如何利用第一次長期出國學習的機會，給自己扎扎實實地補上了現代經濟學這一課的。但在我眼里，他一貫強烈的求知欲和勤奮刻苦，確實是我一生中見過的數一數二的人。考慮到我很少夸獎他，他的這一特點大概算是特別令我敬佩、讓我覺得值得效仿吧，所以在此要表示我的敬意。
秀才的平臺
1884年7月，吳敬璉和夫人一起從美國回到北京。在他們到京之前，大二剛上完的我已經從杭州回來過暑假了，和一伙多時不見的北京老朋友和杭州來旅游的新朋友，在北京城里瘋玩。就記得有一天上午，爸爸媽媽拎著幾只箱子，回到了師大的家。我印象中，爸爸在家里打了個轉身，人就又不見了，給全家人拍彩色照片的重大活動，是他再次不知從什么地方冒出來之后才進行的。
后來我才知道，那次他筋疲力盡地從美國回到北京，本打算好好休息一下，然后開始學術研究。不想他前腳剛進門，社科院院長馬洪后腳就來訪，動員吳敬璉跟他去出差。一開始吳夫人還出來擋駕，說才從國外回來需要休息，但馬洪說此去就是到東北幾座城市開開會，還可以邊走邊休息，另外一起修改一篇文章。吳敬璉架不住馬老院長“三顧茅廬”之盛情，于是回京不過七天又出發了。
一行人到達東北沈陽，要改的文章拿出來了。吳敬璉一看，題目是《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再思考》，稿上的筆跡他熟悉，一部分是工業經濟經所副所長周叔蓮的；另一部分是財貿所所長張卓元的。他覺得事情有點蹊蹺，詢問之下才知道，文章是當時國務院負責人建議寫的，目的是為“商品經濟”翻案。所謂“商品經濟”是市場經濟的俄國叫法。他們在大連把文章改寫后，由馬洪拿回北京去分送給了幾位老革命看。結果不但沒有負面反應，而且正面反應還很強烈。
從那之后，“商品經濟”一詞開始出現在一些重要文件中。其中，1984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中三個問題的意見》里，第一次出現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為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說法，鄧小平和陳云批示同意。那之后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里寫進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關系中國前途和命運的論斷。
吳敬璉這時的感受是怎樣的呢？他當然是高興的。作為一名經濟學家，第一次參加與中國經濟改革的現實走得這么近地工作，并且取得了如此成果，他當然感到興奮，這是很容易讓人理解的。但是，我覺得，這時吳敬璉的感覺良好，還有另一個來自他內心更深處的原因，也是一個非常“老九”的原因。那就是，這次跟現實走得這么近，體現的恰恰是基礎理論和基本功的價值。早在“五七干校”時，顧準就跟他談起過中國學術界對實用的偏愛和對理論的輕視。他們兩人當年在如火如荼的政治運動中“偷閑”，從希臘史出發，漫游世界歷史、文化和宗教，看上去與眼前的中國現實完全不相干，而目的卻正在于，用顧準的話來說，有朝一日可“報效國家”；后來吳敬璉在耶魯大學，用一年半的時間，靜心埋頭學習現代經濟理論，也好像與當下中國的“左、右”拉鋸搭不上界，很可能被人看作“脫離實際”。但是，吳敬璉作為嚴謹的學者，抱著“把事情搞清楚”的態度，而不是揣著實用的野心，就那么扎扎實實地研究學習了一番。結果，學習結束剛剛回到中國，當現實的命題呈現在他面前的時候，他把腦袋里面的大框架和小細節都拿出來應用，居然發現用著得心應手，思路清晰，游刃有余。那樣一種雖非學以致用，卻又學而致用的樂趣，可能只有這樣一類知識分子才能體會得到。
馬洪院長呢？他對那次與吳敬璉的合作也感到非常滿意，于是正式調吳敬璉去位于中南海的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擔任常務干事的領導職務，吳敬璉同意了，便離開了社科院經濟研究所。他在技術經濟研究中心上班后不久，又被同在一幢樓里上班的薛暮橋要到了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當常務干事。這個中心和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價格研究中心、經濟法中心、國際經濟問題研究中心，都是由專家學者們參加的非行政性機構，即所謂研究咨詢機構，或西方人說的“思想庫”（Think
Tank）。1985年，由幾個中心合并后成為現在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秀才有了平臺，從此，吳敬璉的工作不僅僅是蹲在床邊寫文章就行了。給決策者們提供咨詢意見，自然與決策者們見面，在決策者們面前說話，也可能在他們面前與持有不同意見者爭論，有時持有不同意見者就是決策者本人。他的意見或者被欣賞或者遭批駁，都有可能讓他出名；而后者還能使他倒霉。比如說，1990年，他被冠以“吳市場”這一名稱，起因是在中國最高負責人召開的一次經濟問題座談會上，吳敬璉支持德高望眾的“市場取向派”經濟學家薛暮橋，與另外幾位主張“計劃取向”的政治家和理論家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當主張“計劃取向”者指出，黨中央說“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從來沒有說過“市場經濟”的時候，吳敬璉卻“引經據典”，列舉鄧小平等人的言論為市場經濟辯護。他因此被一些人叫做“吳市場”，在當時的情況下可能不是對他的褒獎。
好在改革后的中國，畢竟已經不是“文革”時的一字定生死形了。后來的十幾年中，因為吳敬璉認定了徹底、不含糊的“市場經濟”這條路，“吳市場”的名字至今還跟著他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風浪中沉浮。
不適合當官
讀者看本書第11章，就知道吳敬璉有過或有著不少工作職位，但他自己最感自在的，大概要數“教授”這個位置了。他有幾種不同的名片，但最經常遞給人家的是只印著他教授身份的那一張。人說“學而優則仕”，或許在他的一生中，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吳敬璉曾經有過走上仕途的機會，但他沒有沿著那條路走下去。曾經有一陣，當67歲的他還騎著自行車到處跑的時候，我希望他能當官，因為那樣他可以有專車。但是后來他不當官單位也給他配車了，而我又覺得他身體運動的機會太少了，真是“賽翁得馬，焉知是福”。
吳敬璉“學而優”卻“不謀仕”的個人動機，我想主要有兩個：一是知識分子的清高。二是知難而退。這個難就難在他不懂得“求全”。吳敬璉和他母親一樣，不懂得委曲求全的道理。于私，他們的這種個性有時令人感到他們有種“愛誰誰”的傲氣，事實上他們也的確是清高的，盡管可能是不自覺的。于公，這個特點表現在他們堅持原則和直言不諱到了不惜代價的地步。但是吳敬璉想的不是自己委不委屈，也不是別人被不被得罪，他的責任感是有一點抽象的——他要對事實和真理負責。所以，如果他認為不對的，他就必須說“你錯了”；如果另一種做法是對的，他就必須說“應該這樣做”。別人喜不喜歡聽“對”他都一樣要說。說白了，他是原則高于人，不太近人情的。
你有沒有覺得吳敬璉的這種性格或者說毛病，很像另一個人？一個比吳敬璉早生20多幾年的女人？我是說吳敬璉的母親，我奶奶。以我個人的品位來說，我覺得他們倆在這方面都太“方塊”了一點，也太絕對了一點。我認為，地球畢竟是圓的而不是方的，世上也少有絕對的事。對吳敬璉鋒芒畢露的性格，我也有異議。從原則上講，我同意每個人都有做他自己的權利，但是這里面又有一個矛盾，如果聰明外露、機敏尖銳的人有直言不諱的權利，而顧面子、求周全的人也有要求對方委婉的權利，那這個世界到底是誰的？
想到我爸爸的這一類特點，我心中既無褒義也無貶意，我不過是琢磨：可能這就決定了吳敬璉適合做一個學者而不適合做官。就像喜歡和數字打交道的人適合做會計；喜歡和孩子打交道的人適合做老師一樣。人的特點，只不過把這個人與那個人給區分開了，并不能讓這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比那個人更好或更壞。
事實上，我的想法可能已經被證實了。他的業績已經證明了他的確是一名杰出的學者；他沒有做官。參政這件事，和吳敬璉性格相像的奶奶已經試驗過了，1947年，國民黨“行憲”，她當了所謂的立法委員，結果一上來就跟人家對罵，隨后就連性命都難保了。當然那是在一個沒落的社會、腐敗的政府統治下。
吳敬璉還有一項任職，那就是全國政協常委。那雖不算是個“官職”，可每年春節一過，人大政協開“兩會”的時候，我們家人都為他捏著一把汗。我呢，也沒有什么好辦法規勸我爸，只能也試著援引古人語。我跟爸說：中國自古有句話，叫“病從口入”，看您煙酒不沾又不暴飲暴食的，想來對這個道理已經身體力行了。可是，中國自古還有另一句話，是“禍從口出”，難道您沒聽說過？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也成熟了嗎？我是誰？
我奶奶是一個傳奇的人；我爸爸是一個卓越的人；而我是一個普通的人。我說我是普通人的意思，并不是“對不起，我很不起眼”；也不是“哪里哪里，我只不過是個普通人”。我沒有假謙虛，沒有真謙虛，也不抱歉，我僅僅就是對你報個身份。普通人，也是一種合法身份；而做普通人，也得擁有和承擔自己的身份。
認清并接受這個事實，是在我31歲成為母親之后，因為在那之前我做的事基本上屬于順理成章，沒做過什么自己能夠、并且需要承擔責任的人生選擇。我妹妹曾經抱怨說，她連大學的專業都是家長給選定，因此一度感到連她的事業都不是自己的。我雖然從小自說自話、不聽指揮，但架不住人都不可避免順水推舟、水漲船高，更何況一個大家庭里的小孩子。從中學開始死摳書本，然后讀大學，緊接著讀碩士，然后讀博士，連拿到博士后在大學里教書都不需要睜眼，只需猴子學樣。我連自己的碩士和博士的學位典禮都懶得去，因為雖然這在別人眼里那些可能是不小的成就，但在我們家，積累學位就像別人家收集郵票差不多，一會兒一個，滿到處都是。多我一個博士，最多不過是錦上添花。我爸爸一人頭上就頂著兩個榮譽博士帽，其中香港大學的那一頂，頒授儀式我參加了，看見站在爸爸身邊同時“領帽”的知名人士中，還有一位前香港總督。
三個人與三個時代
一個人如果不普通，他或她必定不是自己生活的那個時代里的一個平均數。我奶奶傳奇，因為她在落后的舊時代里已經是一個現代人了。我爸爸卓越，因為過去他在舊時代也已經是一個現代人，而且現在，他在一個舊時代意識殘留、現代意識增強，后現代意識萌發的復雜環境中，仍然堅持做一個一絲不茍的現代人。我普通，因為我是標準的后現代文化中的標準的后現代人。
我奶奶比她的同齡人超前，不止超過了一個時代，保守地說，也是兩三個時代。記得我十一二歲的時候，奶奶買了一塊有粉花圖案的“的確良”料子，請人給我和我妹妹每人各做了一件上衣。我媽媽不讓我們穿，理由無非是“太特殊，別人都穿棉的。”我奶奶聽了也不生氣，實事求是地說：“的確良有什么？化學的東西。哪有田里面種的棉花難得。”你聽聽，這個大多數中國人（包括我媽）到90年代才搞明白的道理，她老太太在70年代就心里有數了。大事如企業股份制，連我爸爸如此這般的經濟學家還要向她請教；小事如開車、射擊這類我這一代人的消遣，也是她老人家早就玩剩下的了。
我爸爸是我那超前的奶奶一手調養大的，又是在辦報的、搞新聞的人堆里長大的，所以他在青少年時代也是個超前的人，在一個半封建的舊社會里已經有了他的鮮明的現代性。簡單地說，吳敬璉小小年紀已經是科學的崇拜者，新技術的超級發燒友，對工業化時代的信條“事在人為”、“人定勝天”堅信不移，到了認為“匹夫有責”的程度。后來他經歷了和全中國廣大知識分子同樣長達20年之久的歷練，然而那并沒有磨滅他的現代性，等中國經濟改革開始之后，國家對他的需要，愈加使他的現代性發揚光大了。同時，正因為如此，他從同輩人中脫穎而出。近年來，在中國高速現代化取得成績之后，被人們看作是通向天國的階梯時，他卻效法他的老師和摯友顧準，從理想主義轉向了經驗主義，反對以“奴役自然”而破壞自然，提倡順應自然。在一部分中國人當中，意識現代化在最近20年里的發展之快速，要用“飛躍”二字來形容，有的人還沒趕上趟，有的人卻已然過去了。已經“飛”過去了的人在意識上就開始“收山”甚至轉而“出世”了。在吳敬璉的周圍，這兩種人都有，然而吳敬璉卻穩扎穩打、用更現代化的姿態，繼續追求他的現代化理想。
我奶奶和爸爸生活在中國，但是比大多數中國人更早地接受了西方民主主義的教育。特別是我奶奶，因為前輩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加上“五四運動”的洗禮，對保守的舊中國和舊文化是排斥的。我卻正相反，雖然屬于“文革”的一代，卻對舊文化的惡劣根本沒有一手的體驗。比如，我向那些“看不開”的美國人灌輸“阿Ｑ精神”的時候，心里就一點也不覺得是在毒害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