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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工業化往往伴隨碳排放的提高。中國最近幾十年來的碳排放的提高確實同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緊密相連。
中國工業低碳化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處理低碳同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這種困境和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完全不同。
由于傳統工業已經萎縮，這些發達國家走低碳經濟道路也相對容易。
作為一個還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的經濟體來說，中國才剛剛進入新一輪經濟增長階段，隨著消費結構升級拉動，以機械制造、鋼鐵
、建材、能源為代表的具有重工業化特征的行業相繼進入快速增長通道。
而今后20年，更是我國基本完成工業化中期任務并進入后工業化階段的重要時期，以機械、鋼鐵、石化為核心的重化產業群和以“住行”為特征的汽車工業、建筑業的發展仍將成為進一步促進增長的至關重要的因素。所以，無論工業或能源結構調整還是技術進步都不會是一蹴而就的。
南京大學的《中國碳排放特征及其動態演進分析》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從歷史經驗上看，此前的中國經濟結構變動對降低碳排放具有一定的作用,
但貢獻不是很大，對二氧化碳的排放貢獻在-8%～2%之間，多數年份為負效應，年平均值為-0.8%。
而低碳經濟下的第三產業能降低碳排放；第二產業雖然出現了一定的波動性，但仍保持在46%左右，其中工業比重維持在40%左右。在降低碳排放量的角度，我國經濟結構仍有待優化。
國家能源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周大地對記者表示，低碳經濟這個概念在各個國家還是有不同含義的，從中國角度來講，既要保持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還要實現現代化，還要實現我們的三步走目標，但同時也要解決不能依靠大量排放溫室氣體的傳統道路。對于中國來說，低碳問題如何解決，就是在發展過程中盡量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我想國內真正統一認識，從一個單純只求GDP的狀態，到一個發展新型工業化道路、轉變發展方式的新階段，這些問題都還沒有解決呢，低碳經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周大地說。
低碳工業的技術路線
而在工業如何實現低碳目標上，目前的研究似乎有相對統一的技術路線設計。我國工業排放重點分布在電力、高耗能工業、一般制造業上，而現有的技術路線也是按照這幾個行業展開，不過每項技術的后期開展都是問題頗多。
具體而言，煤電生產方面，發展超臨界技術和超超臨界發電技術是現有煤電清潔化發展的必由之路。
在我國，近幾年超臨界機組和超超臨界機組發展迅速。截至2007年，超臨界機組已經基本完成國產化，超超臨界機組國產化率超過80%，這使我國超臨界和超超臨界機組的成本大大低于國際同類機組，已經具備批量化建造的能力，而這些新型的機組擁有更高的發電效率和更低的煤炭消耗。
我國目前超臨界機組和超超臨界機組利用快速發展，從技術上給IGCC（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發電系統：是將煤氣化技術和高效的聯合循環相結合的先進動力系統）和多聯產技術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這是清潔發電的最終途徑。不過，建設成本較高是IGCC技術的主要障礙。
目前，600兆瓦的燃煤超臨界參數機組的單位造價為4130元/千瓦，而根據我國目前已經進行的一些IGCC項目的初始成本可行性分析，這些電站的建設成本在7000～8000元/千瓦，遠高于超臨界機組造價，預計IGCC電站的投資在技術成熟后能繼續下降到6800元/千瓦。
除了燃煤發電清潔化之外，天然氣發電也是可行的渠道。同其他發電形式相比較，在國外天然氣的聯合循環電站的發電成本是最低的。所以由于市場的作用，天然氣或者是石油基礎的燃氣輪機技術在過去20年有了快速的發展。
但中國是一個“貧油少氣”的國家，天然氣聯合循環電站只能在便于天然氣進口的沿海或有豐富氣田資源的少數內陸地區建設才顯經濟。
除了傳統能源，核電，包括太陽能光伏發電、太陽能熱發電、風電在內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都是優化能源生產結構的有力途徑。
不過，就現有的經驗來看，由于國內投資體制不健全，盲目地實行新能源投資反而容易形成產能過剩，同時由于重復建設搶占了資源，沒有預留資源給更為先進的設備，使減低碳排放的效率無法進一步改善，是為碳排放的“技術性鎖定”。
近期，國務院已經向風力發電的重復建設預警，后期其他新能源需要統一規劃，避免重蹈覆轍。
對于一般的制造業，提高能源效率是工業的主要減排對策，這個行業中存在大量的節能技術。工業節能的重點是高能耗工業，一些正在開發的技術及新工藝都會在未來若干年內發揮節能減排的作用。
工業領域另一個重要技術是碳捕獲和碳封存技術（CCS），其成本可以與電廠廢氣中回收的CO2的成本相似，而且會成為工業終端部門最終實行零碳排放的重要技術。還有一些部門的CCS成本會更低，典型的過程如制氫過程中的副產品CO2，但這些CCS技術的可行性還需要進一步驗證。
建筑部門的另外一些重要的技術措施是綜合建筑設計，著眼于將節能與建筑設計結合起來，同時考慮各個部分的一致性和相互匹配，如節能門窗、電器設備、采暖以及通風等，達到最佳的節能效果。對大型建筑來講，這樣的系統可以挖掘非常大的減排潛力。
統一政策規劃
不過，看起來完備的技術路線，也未必能解決工業整體的低碳問題。因為中國的碳排放清單尚不清晰，由此也無法在整體規劃上做詳盡的低碳減排安排。
周大地對記者表示，中國現在發展低碳化，是把應對氣候變化變成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質性目標，但怎么做還是要探尋。除了我們已經有的政策外，搞低碳化發展還要搞清楚碳到底是從哪里來的。
“我們搞節能減排這么多年，但還有一些地方搞不清楚碳到底是哪里來的，這就要搞清溫室氣體排放的清單問題，即哪些活動是高碳的、哪些活動是低碳的，哪些是增加碳排放的、哪些是促進低碳發展的。”周大地說。
如果沒有對整體碳排放的掌握，就無法了解單一環節上的減排是否會增加整體的排放負擔。舉例來說，處理污水中的COD（化學需氧量）可以對水進行潔凈，但這項工作中卻需要耗費大量能量；又比如在電力部門實施CCS，可以捕捉CO2，但同樣會降低電力生產效率，耗費能量。
缺乏能源清單所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會使一些地方盲目發展。比如，現在各地上太陽能項目較多，但生產太陽能所需的多晶硅本身是高耗能的產品，盲目生產反而會造成生產地能耗和排放的增加。
所以，工業減排和實行低碳經濟發展都必須對碳排放全流程實施有機控制，這既需要政府部門做好基礎數據的調研，也需要規劃部門做出適應全局的合理規劃，使碳排放既做到行業間平衡，也做到區域間平衡。如果進一步同國際接軌，還需要做到國際間的平衡。
我國的能源基礎數據十分缺乏，但就在“十一五”期間，已經安排國家統計局做好能源數據的調查，而且國家統計局已經在內部成立了能源司專門負責此事。
發展低碳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成本和市場問題，企業是節能減排和發展低碳經濟的主體，如果沒有對節能、可再生能源、技術進步、減排技術等的財政激勵政策和投融資優惠政策的支持，企業在推進低碳經濟方面將面臨自身和市場機制無法解決的問題，難有大的作為。
從國際競爭角度看，發達國家在企業排放、開發低碳技術和低碳產品過程中付出了額外成本，使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有所下降，如果不能及時產生全球性的低碳市場，并制定相應的制度和規則，其在這方面所形成的技術優勢將難以獲得市場回報。特別是作為能源和碳排放大國的美國是否參與低碳競爭仍是很大的變數。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各國廠商能否從中找到低碳發展的升級、各國政府是否愿意通過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挑戰而投資于能源、碳減排技術以及運輸系統，來使經濟復蘇，也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低碳發展道路還要求在公平的國際氣候體制下，通過合理的技術轉讓和技術支持，使低碳技術能在全球推廣，從而提高能源開發、生產、輸送、轉化和終端消費過程中的效率，減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所有這些解決全球公共物品的技術轉讓和資金機制都同獲取低碳技術商業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有所沖突，需要在新的國際氣候體制下加以解決。而這都需要統一的規劃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