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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六年的醞釀，深圳重啟行政三分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再次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進入深水區的排頭兵。
對于深圳綜改，
人們最寄予希望的便是“行政三分制”的行政體制改革——深圳綜改方案獲國務院批準，使其有可能成為今后全國行政機構尤其是地方政府效法的榜樣。按照改革者的設想，“行政三分制”是將政府職能部門分為決策部門、執行部門、監督部門三大板塊，使權力相互制約，相互協調，從而達到防止公職人員濫用權力的目的，提高行政效率。
而在綜改方案獲批后不久，深圳市長許宗衡被免職接受調查，讓外界一度擔心深圳的改革是否會因此滯延。
在6月“空降”深圳的代市長王榮的言與行都在傳達一個強烈信號，那就是深圳改革開放的調子不會變。
“行政三分制”的探索
在深圳并不長的歷史中，一直能看到其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不斷嘗試和探索，其中曾引起轟動的包括1983年的蛇口工業區管委會民主直選改革，1988年提出的“行政主導+立法委員會”的政改構思等等，但大都無疾而終。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于政府如何“入世”，中編辦選擇了這個屢創神奇的年輕城市進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試點。深圳市委市政府為此成立專家課題小組，首先進行調研分析，理清深圳市政府的公共事務，然后按照大行業、大系統的原則，將這些公共事務劃分為若干“職能塊”，在此基礎上對政府部門進行重新定位和排列組合。
按照專家們的設想，政府的決策部門和執行部門除了分工不同，還有大小之分。決策部門按大行業、大系統進行設置，
數量較少但管的面較寬， 負責制定政府的法規、政策、辦法。再根據每個決策部門的關聯業務，
設置若干執行部門。執行部門規模較小，職責則相對專業和獨立。決策部門和執行部門以“ 行政合同” 或“ 績效合同” 確定雙方的權、責關系，
監督部門則依此合同文本行使考察和監督之職。
2003年1月，在廣東省十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時任深圳市長于幼軍描繪出這一全新的政府架構：決策局只有決策權而沒有執行權；執行局只有執行權而沒有決策權；監察局和審計局將作為監督部門直屬市長管轄。
然而，
政府機構改革需要上級授權，地方政府作為空間不大，大部門大到什么程度？機構如何撤并？深圳特區并沒有這樣的特權。這一被廣泛期待的探索還是被攔在了路上。
“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地方政府較難有作為。”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主任鐘堅對《中國改革》表示。
而且，行政體制改革勢必導致眾多政府機構調整、撤并，人事安排，阻力之大也遠遠超出了專家們的預想。按照理想的設計方案，決策部門數量不宜太多。但在與深圳市組織政策研究室、發改局等人員成立的課題組討論過程中，決策部門的數量從最開始規劃的3個，一路增加到了21個。一邊是決策部門想大大不起來，另一邊卻是一些執行部門該小卻小不下去，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馬敬仁舉例說，國土和建設部門都是純粹的執行部門，因為存在較大部門利益，“他們不愿分出來，最后也沒辦法動。”
汕頭大學法學院院長杜鋼建是當時方案的設計者之一，他曾經告訴媒體，如果按照最初的思路，至少有1/5的正局級部門將被撤銷或合并，改革對這些部門以及個人利益的觸及是無法回避的現實。
年輕的深圳未能走出中國政府機構改革的怪圈：
一是權力一收即死、一放就亂； 二是機構改革陷入精簡- 膨脹- 再精簡- 再膨脹的循環。
6年培育外部條件
但是，這六年來，“改革一直沒有停步，深圳一直在培育土壤。”
在深圳學者看來，過去的改革因為側重機構和人員調整，而沒有考慮怎么給政府事務做減法。中編辦通過2003年在深圳的試點，最后感覺到，只有通過把一些事務從政府剝離出去，才能由大政府變成小政府，真正為政府瘦身。
減事務的根本辦法，
就是打破政府對公共權利和公共事務的壟斷，引入其它管理主體。培育相應的機構接過政府剝離出來的公共事務，讓民間力量參與進來成為深圳近年的重頭戲。
一個讓記者印象深刻的變化是在深圳打出的“公民社會，共同成長”的宣傳標語。比如吳君亮團隊推動深圳成為全國第一個向公眾公開本級部門預算的城市，同時，深圳還是中國內地唯一一個誕生出民間版藍皮書的城市。從2005年開始，深圳“兩會”前，在民間會召開“深圳圓桌”會議，召集官方和民間學者，對政府施政進行點評，提出建言。
深圳依法登記注冊的社會組織2008年底已經達到3239
家，“政府購買服務”已然上路；專家咨詢、聽證制度、公示制度、立法辯論等多種形式開始構建起立體的民意表達機制；政府公共信息平臺、公共法治平臺、政府集中采購平臺；事業單位改革，社區自治……都在培育著深圳改革的外部條件。
有民間觀察人士也認為，深圳在大部制方面在全國較早進行嘗試和探索，可以說，是最有條件進行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制約協調的城市。
六年的鋪墊，加之從中央到廣東，有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思路的日漸明朗，讓深圳看到了這正是改革的良機。綜改方案的獲批更讓深圳有了一把尚方寶劍。
但這并不代表曾經的改革阻力已經消失，相反，在坊間看來，改革的阻力將更大，“過去只是局部推開，比如在國土、交通等部門嘗試設了建筑工務署，行業協會服務署，但現在要全市推開，重組的力度更大，難度自然也會更大。”馬敬仁表示。
事實上，當年可能迫使改革無疾而終的部門調整和機構撤并，如今仍是改革難破的題。
“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制約協調必須是和大部制結合在一起的，但是深圳大部制還有多少潛力可挖，也讓人擔憂。”知名評論人士金心異分析稱，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制約協調是行政體系內部的調整，是否會導致部門內部的調整，是否會變成政府自己監督自己，“還有部門合并后誰當老大，權力邊界怎么劃分，都不讓人樂觀。”
或許是有了6年前的教訓反思，民間對此次改革的路徑選擇多了幾分理性。接受《中國改革》采訪的人士幾乎都認同這樣的觀點：此次改革應當采取漸進式策略，比如決策部門精簡不要一步到位，可以慢慢調整，
先精簡幾個， 再精簡幾個，最終實現精簡的目標；改革可以按照決策、執行、監督平級的模式來推進，避免引起部門的強烈反彈，導致歷史重演。
堅持“內涵式”改革路徑
“以往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帶有明顯的‘外延式’發展的痕跡，偏重精簡機構、減少人員這些量的變化，政府職能轉變、體制和機制創新相對薄弱。”深圳市委書記劉玉浦表示，行政體制改革“要敢于突破原有體制的束縛，堅持‘內涵式’的路徑模式。”
對于如何推進此次改革，官方和民間普遍將目光落在深圳已設和新設的功能區上。
作為繼光明新區之后深圳設立的第二個政府直接管理的功能區，坪山新區在6月底的掛牌顯得很低調。新區由坪山、坑梓兩個街道和深圳市大工業區整合而成，面積超過了關內的羅湖、福田等區。
“這是深圳發展的一件大事，作為綜改先行區，全市所有部門都要加大對坪山新區的扶持力度。”王榮在掛牌儀式上表示，他本人也同時擔任坪山新區領導小組組長。
在直接取消區級政府這一改革遠景目標面臨重重阻力的情況下，功能區的“小范圍試水”，為“不能夠一蹴而就”的改革選擇了“半步走”的方式：從整合街道辦和社區工作站的二級管理資源入手，實現在白紙上描摹創新的精簡行政層級改革。
在坪山新區掛牌前不久，
光明新區紀律檢查工作委員會也掛牌成立。和一般紀工委不一樣，新區的紀工委構建大部制下大監督新格局，實現了紀檢、監察、審計三項工作聯動。這只是光明新區機關運作采取“
大部制”
體制的一個縮影。于2007年5月31日成立的光明新區，既不是行政區，也不同于深圳市高新區和大工業區的管理體制，兼具開發區和行政區的職能，在新區范圍內行使市政府決定由區級政府行使的職責，是深圳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機構。
按照深圳市行政體制改革的思路，光明新區和坪山新區的街道辦事處將和社區工作站整合為“社區服務機構”，從而初步形成“市-功能區-社區服務機構”的“一級政府三級管理雛形”。
專家表示，從光明新區到坪山新區，不僅是在區劃上的調整，更是深圳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上的積極探索和有力嘗試。深圳率先展開的功能區探索，將為中國城市治理模式提供樣本。
“功能區是一種過渡形態。由于‘一級政府三級管理’涉及取消區級政府，而這涉及憲法。在目前‘撤區’還不現實的情況下，成立坪山、光明這樣的功能區，逐漸虛化行政區，弱化區級政府功能，特別是經濟管理職能，設置更多的功能區是必要的。”
對于面臨巨大阻力的深層次改革，這似乎是一種值得期待的“過渡”。但對于六年之后重啟改革的深圳而言，需要的不僅僅是這樣的“過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