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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注重解決制度不公問題，才是改革的出發點。據披露，試點方案要求部分事業單位參照企業職工保障制度進行改革。而近年來，我國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退休職工收入差距呈擴大趨勢；
這次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廣受關注，是來自一個切實影響制度公平的問題——制度改革的覆蓋不全面，沒有把所有影響制度公平的人群，全部納入改革之中；
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合理方向，是建立健全城鄉統籌的養老保險制度，從“全國一盤棋”考慮，做好改革的“加法”，逐步提高企業職工的養老標準，向更高的標準取齊。
在北京一所高校任教的王老師，還有一年半就退休，她擔心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后，自己的養老金會比現在退休要低，就到學校人事部門詢問能不能提前退休。
“這次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盡管不包括北京，但改革是遲早的事，還不如快點退休。”王老師直言不諱地告訴本刊記者，“確實擔心改革后養老金會大幅下降，影響自己的生活質量。”
按此前規定，教齡滿31年的王老師要是現在退休，每月退休金可拿到原來工資90%，每月收入有5000元左右。而如果按照傳聞中的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方案，她的退休金還是個未知數。
連日來，有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方案的內
容引起熱議；山西、上海、浙江、廣東、重慶五個試點省市正在抓緊試點工作。
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這次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涉及人員多，政策性強，由此帶來各種利益觀念的強烈碰撞，實屬情理之中。但由于長期存在的制度不公問題，已積累了相當的能量，如果在試點中不妥善解決，很容易造成社會群體之間的對立和矛盾的激化，應引起高度重視。
養老保險改革“沖擊波”
據披露，試點方案要求部分事業單位參照企業職工保障制度進行改革。而近年來，我國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退休職工收入差距呈擴大趨勢。最新數據顯示，全國企業退休職工人均月養老金仍只有1080元，遠遠低于機關事業單位的水平。
“以事業單位為改革突破口，這部分人的利益容易受到損害，改革的阻力可想而知。”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認為，“在經濟發展較好時，公眾對于涉及自身利益的改革承受力比較大。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國內經濟發展速度放緩，這樣的改革，肯定會給對尚未退休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
本刊記者了解到，隨著試點工作的推進，北京一些事業單位臨退休人員，也紛紛到有關部門咨詢提前退休的事宜。與臨退休人員不一樣，年輕人對這次養老保險改革，心態倒顯得相對平靜。
“我才工作兩年，離退休還比較遙遠，至于養老保險金增加或者減少，也就沒那么關心。”北京市宣武醫院的醫生小張對記者說，“到我退休時，社會保障制度應該很完善和健全，對此我有信心。”
不少受訪者認為，改革試點方案應向社會廣泛征求意見。因為這項改革涉及公眾切身利益，如果沒獲得社會各界的認同或出臺時機不合適，最終效果將會大打折扣，也容易出現后遺癥，為更全面更深入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增加不少阻力。
決策者排除于改革之外？
從目前情況來看，這次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廣受關注，是來自一個切實影響制度公平的問題——制度改革的覆蓋不全面，沒有把所有影響制度公平的人群，全部納入改革之中。
按理說，推進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改革，有利于破除社會保障制度長期存在的不合理的制度分割、各行其是的“碎片化”現象。引發多方質疑的一個焦點是，這次改革的設計者——公務員群體本身未能成為改革的對象，使公眾對改革所能達到的公平性，產生了疑慮。
改革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不能僅僅是為了減輕財政負擔，還應體現出制度設計的公平——公務員作為改革的決策者，不應排除在改革之外。即使改革必須始于事業單位，最終要把公務員納入，也應有一個詳細的改革時間表。
“要想從根本上消除改革的阻力，還得把公務員納入進來。”北京宣武區誠實胡同一位姓張的市民認為，“公務員同時也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改革成效的裁判員，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就要作表率。把公務員排除在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之外，這顯然不符合公平原則。”
“應讓公務員一起參加改革，公務員身先士卒，可取信于民，減少社會阻力，贏得全社會的支持。反正公務員養老保險改革遲早也是要進行的，否則，又會形成新的矛盾和不公平，形成社保制度新的碎片，不利于社會和諧。”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社保問題專家鄭秉文表示。
“如果我國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不合理，改革難以一步到位，這樣的改革，就可能會變成一種漫長的博弈。”齊善鴻教授認為，“這無論是對于改革本身而言，還是從實現制度公平的緊迫性來說，付出的社會成本會更大。”
“應該把公務員養老金制度也納入到改革的進程中，探索建立公務員養老保險制度。”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龔維斌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這既有利于促進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性，也有利于減少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阻力，整體推進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同時有利于提升公務員的社會形象。”
養老金制度現存不公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不公現象，已經存在多年。這種不公與其說是社會差異造成的，還不如說是社會中存在的歧視性因素，導致制度設計出現嚴重的偏差。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實施退休職工“雙軌制”，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退休職工收入差距逐漸拉開。這樣的不公現象，并沒有因近年的企業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而改變。
1993年，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原則。1997年，在全國范圍內統一和規范企業和個人的繳費比例，統一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企業繳費比例一般不超過工資總額的20%，個人繳費比例要逐步達到本人工資的8%。
受訪專家認為，目前我國存在“養老金不公平”現象，問題出在現行制度的設計上——機關或事業單位的職工養老金由財政撥款，而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險是采用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方式，由企業、職工共同負擔。
目前，我國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存在諸多問題。一方面，缺乏應有的規范化的財政支持。另一方面，不少企業也沒有按規定及時足額上交資金。比如，歷史欠賬嚴重，基金缺口巨大；養老保險繳費基數不統一，有些企業繳費基數偏小；甚至欠費、拒保，養老保險費征繳困難等。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基本設計分為公務員、事業單位、企業、農民等四大塊，導致養老金分配呈現不同層次。”中國社科院尹韻公研究員對本刊記者分析說，“公務員由于握有實權，所以在養老金分成上獲益是最多的。事業單位一般控制著某方面資源，因此大多優于企業，低于公務員。這種分配結構將社會成員分為三六九等，因此養老金制度從一開始就存在不合理成分。”
受訪專家普遍認為，一種公平的養老保障制度，應該是沒有身份的差異，無論公務員還是事業單位人員，抑或是企業員工、自由職業者，各人承擔相同的自繳比例，到期就可以享受平等的社會養老標準。
做好“加法”是改革方向
在專家看來，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合理方向，是建立健全城鄉統籌的養老保險制度，從“全國一盤棋”考慮，做好改革的“加法”，逐步提高企業職工的養老標準，向更高的標準取齊。
“事業單位和公務員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要有緊迫感和責任感，要抓緊研究和試點，統籌推進這項工作，宜早不宜遲。”龔維斌教授認為，“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為切入點，積極推進機關、事業單位的改革，為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創造有利條件。改革起點、目標定位要適當準確，要吸取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中出現過的教訓，省以上特別是中央政府財政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要加強對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宣傳解釋工作，使每一個人樹立正確的養老觀念，樹立社會保險的權利與義務相一致的觀念，做好新舊制度的銜接，兼顧不同年齡群體的養老保險權利和實際利益。”
“由個別部門或少數人拿方案，大范圍試點的做法，不如那種廣泛征求意見，然后試探性邁步的改革效果好。”齊善鴻教授認為，“打破目前養老保險改革的僵局有兩個方法。第一，把公務員也納入改革體系，同事業單位職工一樣調至企業水平。第二，把企業職工的退休金提升到事業單位職工的水平。前者的好處是可減少改革的阻力，減輕財政負擔。而后者符合改革的合理方向。”
“養老保險，又稱年金保險，是國家根據國民體質和勞動力資源情況，規定勞動者在因年老或病殘而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退出勞動領域，定期領取生活費用的一種社會保障制度，具有社會性、強制性、互濟性、福利性和補償性等基本屬性。”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合理方向，應當是加大對企業職工、農民的保障力度，調整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企業職工之間養老保險待遇上的差異性，建立完善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以體現社會公平，強化社會統籌國民化的政府責任。”
“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應采取‘聯動’方式，把參加基本保險改革和建立職業年金綁在一起動，以減少阻力。”鄭秉文研究員認為，“首先，養老保險改革與建立職業年金‘聯動’，一次性完整設計出來，給大家一個定心丸，消除降低待遇水平的疑慮。其次，事業單位從事公益類的、行使行政職能的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三個類型‘聯動’，一起改革，不要分先后。第三，事業單位和公務員‘聯動’。”
據了解，“職業年金”類似于“企業年金”，設立職業年金的目的是為了補償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養老金可能減少的那部分，從而實現事業單位養老金改革的平穩過渡。但到目前為止，尚未見有關操作細則。
“養老金改革范圍應是全體社會成員，改革方法應是在惠及全體民眾的基礎上，承認差異性。”尹韻公研究員建議，“養老金改革應該做好‘加法’，同時做好一些配套的機構改革，比如把各種學會、協會、文體部門、招待所、文化出版、機關高校的后勤部門等完全市場化。因為這些單位沒有承擔政府職能，卻享受財政撥款，實在不公平。可把這筆錢省下，用于養老保險等社保支出。”
多位受訪專家坦言，以往一些歧視性制度應該抓緊改革。在危機襲來之際，政府和公眾需要共度時艱，信心尤其重要，但制度公平才是提供持久信心的惟一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