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2009-02-10 作者:蘇培科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
|
|
金融海嘯使得很多金融企業受到巨大沖擊，降薪、裁員等風潮迭起。就在這個時候，一些金融企業的高管們卻忙著逆勢分紅，將個人的利益擺在了首位，這一行為激怒了社會各界。一時間，金融高管們的“高薪”成為眾矢之的。
在美國，政府正忙著注入成千上萬億的美元“救市”，華爾街金融公司卻忙著發放２００８年度１８４億美元的紅利（與２００４年景氣高峰時期的紅利相當）。這不僅讓輿論嘩然，更讓剛剛上任的美國總統奧巴馬極為惱火。他言辭激烈地批評華爾街人“極度不負責任”、“無恥”，并對政府救贖的金融企業高管們實行了不超過５０萬美元年薪的“限薪令”。
同時，在中國國內也傳出了國泰君安證券的“高薪門”事件，并且國家財政部也向各家金融類國企派發了《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提出金融類國企負責人基本年薪取決于兩個因素：第一，公司的職位等級企業資產、業務范圍、業務領域廣度等決定；第二，所在企業、所在行業、所在地區的在職職工工資水平加權平均后乘以５。
“管理辦法”旨在避免進一步拉大金融類國企高管與社會平均收入水平以及企業內部職工收入水平的差距，并更加規范和量化了金融類國企高管們的績效考核標準。
此舉不但引起市場的高度關注，也引來了一片叫好聲。
對此，筆者希望不要僅僅停留在輿論的道德批判層面，而應該督促相關部門建立起更加規范的約束機制和法規，從根本上根治金融企業和國企高管的畸形薪酬機制。
對金融類國企負責人實施適度“限薪”，筆者認為十分必要，其他國企也應該仿效，同時還應要求國企高管及其家屬申報資產來源，分清社會資源的貢獻與個人貢獻之間的比例，避免國企高管們利用所掌握的社會公眾資源尋租、利益輸送和中飽私囊，并防止高管們“堤內損失堤外補”。
實際上，一些國企負責人拿社會公眾資源“謀私”的例子屢見不鮮，而且一直被縱容。有些人甚至將國企負責人貪污受賄的“５９歲現象”總結為“激勵機制不夠”，從而大肆進行ＭＢＯ、期權激勵。
筆者認為，目前正是由于對國企負責人約束的機制不夠，尤其是對國企負責人及其家庭成員的資產監管缺位，使得國企高管們的名義收入和實際收入相差甚遠。對此，如果不進行及時地亡羊補牢，不嚴刑峻法，那么即使對國企高管實施“限薪令”，也將無濟于事。畢竟檔案工資和實際收入是兩碼事。
顯然，首先應該對國企高管及家屬實施資產申報制度，適度平衡國企高管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并將二者對等起來。否則，社會公眾的利益將無法得到保障。
尤其是在全民所有制下，雖說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是全體人民的，但是所有者存在缺位現象，并缺乏必要的社會監督機制，從而使經營管理者這個“保姆”變成了國企實際的“主人”。于是，“保姆”自己給自己制定薪酬標準，肆意處置國有資產，導致國有資產變相流失。
雖說目前有國資委這個“婆婆”來充當國有資產的“看門狗”，但由于其身兼“經營管理”與“監督”的雙重職能，從而導致其“監督”職能大打折扣。在這種情況下，對國企高管進行適度、明確的薪酬限制和家庭資產監督是完全必要的。
其次，還應該對國企高管們實施責任追溯機制，防止一些國企高管為了在職期間的“政績”而惡意放大經營風險，實施短期化經營，過度攫取社會公共資源。這種重個人利益而輕社會公眾利益的行為，必然會導致很多風險被置后。如果實施責任追溯機制，則可以讓責任更加明確，也可以避免國企“短壽”。
再其次，對于一些僵化的分配機制應該進行及時改革，須與績效適度、合理地掛鉤，避免社會公眾利益受損。
此外，還要防止一些私營企業主也借機壓縮經理人和員工的工資，避免“限薪令”成為壓迫勞工的工具，防止限制富人的“規定”轉移到窮人的頭上。
拿奧巴馬的“限薪令”來說，對我們最深刻的啟示并不在于他與金融家們如何過不去，而是在于政府對公眾資源的監管毫不含糊，尤其是對社會公眾資源與私人財產的界定非常清楚。奧巴馬的“限薪令”并不是針對整個華爾街，只是針對美國政府救贖的華爾街金融機構。因為這些金融機構在接受了注資之后，就成為有一些國有成分的企業，只能等這些企業將政府的貸款還清、褪掉“國企”色彩之后，高管的薪酬也就與政府的“限薪令”無關。事實上，對于其他非“國有”企業，也完全與政府的“限薪令”無關，只要股東愿意支付，政府則無權干涉。對此，我們一定不能混淆。
對中國來說，要避免“棒殺”整個金融業高管，但是對于那些“高薪”的國企高管，政府顯然應該實施更加嚴厲的約束，在激勵與約束之間找到平衡。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