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開弓沒有回頭箭”的股改在中國資本（行情,資訊,評論）市場具有里程碑意義，那么融資融券的意義將不亞于股改。因為，股權分置改革解決的是歷史遺留問題，改變的是股權結構疾瘤，是治病和糾錯；而融資融券則是完善中國股市交易制度的關鍵，在現貨市場引入做空機制將會改變畸形的“單邊市”格局，會改變市場的贏利模式，會改變博弈格局，會抑制價格的過度波動，對中國股市的意義深遠。
雖然股改的意義因大小非和股市暴跌而黯然失色，但股改的方向毋庸置疑，只是股改的對價太少、流通太慢，從而得了“對價之利”的投資者大都將籌碼在高位換給了新股民和后來者，并讓后來者成為了全流通“陣痛”的受害者。由于當時“牛市的蓋頭”掩蓋了所有問題，使得全流通的“陣痛”和大小非弊端統統被后置到今天，再加上一輪大盤股IPO制造的大規模限售股，迅即將瘋牛打入了谷底，并且將中國A股市場拖入了新一輪“陣痛”，大量的解禁股抵消了一切“利好”。
或許有人會說，但凡革命都需要付出代價、需要用“陣痛”來消化改革的“針口”。但這個“陣痛”造成的代價太大了，大盤70％以上的暴跌險些讓中國股市休克。如果股改當初方法得當、牛市中少制造些限售股、在非理性的牛市中有做空機制，股市漲幅自然不會太離譜，落差的空間也就自然縮小了，新股發行和大盤股也就不至于蜂擁而出，更不至于被用來作為調控指數的籌碼，自然也就避免了制造大量限售股的局面，全流通的“陣痛”也就不會如此劇烈。現在總結時，不難發現恰恰是由于做空機制的缺失和監管部門的認識不足，才使他們的調控錯上加錯，如果當時有做空機制，或許可以讓中國股市股改之后的“針口”愈合得更快一些。
其次，融資融券對日后的中國股市影響深遠，而非簡單的救市舉措，是市場制度建設的基礎條件。所以，我們不能拿融資融券開通前夕的市場走勢來判定其意義，更不能簡單地將其理解為“救市概念”，更不能以“新興＋轉軌”、“莊家操縱”等中國國情來加以反對和阻撓。
雖然，在熊市中融資的功能發揮會更充分一些，而融券的風險相對較大，融資功能的使用會超過融券，將會給市場帶來大量的增量資金。此舉確有注入流動性救市的功能，但這僅是暫時的作用。況且融資融券的杠桿機制具有雙刃劍功能，會成倍放大收益和損失，但在金融市場中風險與收益永遠是對稱的，無風險的金融市場是不存在的。但是，一個規范的、具備風險對沖的市場是可以減少風險和可以主動化解風險，尤其可以改善市場的大起大落。同時，融資融券平抑價格波動作用是長效的和長久的，無論在熊市還是在牛市。
可是對融資融券的開通市場人士也有不同意見。他們認為中國股市的大起大落是“莊家操縱”所致，功能缺陷一說不成立，因而健全市場功能并不能改善市場弊端。對此，筆者認為，“莊家操縱”確實造成了中國股市的非理性波動，但“莊家操縱”恰恰是由“單邊做多”的贏利模式、監管的不到位和缺失做空機制等原因造成，只有從這幾個方面全面著手治理則可以扭轉畸形的大起大落，但如果連最基本的做空功能都沒有，市場再干凈也是不健全的，而且“單邊做多”的游戲規則只能采取“打壓吸貨—拉高派發”的高拋低吸之策來獲利，其市場表現自然就出現非理性暴漲和過度超跌，而且“單邊做多”的贏利模式很容易讓市場中的各大主力形成默契，造成利益方向一致的“全市場操縱”。一旦融資融券開通后，雙向贏利的模式使得各大博弈方都會按照理性的分析和自己的最優選擇來操作，利益選擇的多樣性會讓博弈主體很難再達成方向一致和同盟操縱。往常商業企業中的“價格同盟”都會失敗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在理論上很難形成全市場的合謀。如果實際中出現有同謀的一致性做多或做空，則監管者應該高度警惕，及時調查并作出說明，對違規行為及時出手懲治。
若在一個亂象叢生、監管不嚴、價格操縱的市場里開通信用交易，則很有可能會發生功能扭曲，但不能因噎廢食。中國股市確實存在“莊家操縱”，也是“新興＋轉軌”的市場特征，但這是中國市場不健全和制度漏洞的表現，而非市場本身的特質，更不是中國國情。只有營造一個健康的市場環境才是中國股市改革和走出困境的關鍵，更是融資融券功能良性發揮的基礎。因此，提高監管者的監管水平、嚴格監管券商們的操作行為、打擊價格操縱、加大信息披露力度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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