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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9-19 作者:黃庭滿 來源:經濟參考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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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新華社） |
引子：劃時代飛躍
一個國家，在兩千多年時間里，雖經多次動蕩、外來沖擊和變革，卻好像什么也沒有改變；在30年里，一個覺醒卻讓她走出了很長一段路程。
海外史學家、轉軌經濟學界把這兩種現象稱為中國現代化課題中的兩個“謎題”。
一個是：中國封建社會延續了兩千多年，只見朝代周期性變更，卻沒有演進到新的社會形態，生產力始終停留在農業生產工具的簡單改進層面，沒能孕育出更高生產力，向工業文明轉型，走向現代化；
一個是：1978—2008年，中國用短短的30年實現了一個從頹敗到中興的劃時代飛躍，迅速踏上現代化道路。30年，經歷了歐洲用兩個世紀才完成的同樣程度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社會轉型；30年，經濟保持年均速度近10%的持續高速增長，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全國人民總體上過上了小康生活，正向全面小康邁進。
這的確耐人尋味。這樣反差鮮明的兩種歷史事實，究竟能給我們什么啟示呢？
或許可以這樣解開第一個“謎題”。封建社會奉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輕視科學的作用；視工商業為“末業”，實行重農抑末政策，并通過專制制度強化統治基礎，形成了對土地強烈依賴的保守型社會特質。這些特點未因朝代更替而改變。這樣，盡管出現了商品生產和對外貿易，但注重發展朝貢貿易，“宣揚天威”，沒有發生上升為市場調節的商業改變，阻礙了民間商人資本獨立性發展。明朝中葉以后，當西方國家爆發工業革命時，統治者對這一世界歷史發展潮流渾然不知，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使國內開始萌芽的商業資本投向生產領域的新生產方式無法借助市場力量快速發展，錯失與西方并駕齊驅的發展機遇。
而成就第二個“謎題”的則在于這樣一個偉大覺醒——社會主義中國不可能逾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必要歷史階段，中國“要跟上時代”。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作出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抉擇，終于推開塵封已久的大門，開啟了改革開放的革命性征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從封閉半封閉向全方位對世界開放轉變。
不可否認，對每一個“謎題”，人們可以提出多種不同角度的解釋，但至少能形成下面四點共識：1、生產力是人類歷史縱向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一切社會發展變革的最終決定力量，必須確立市場調節機制，發展先進生產力；2、交往是人類歷史橫向發展的必需前提，世界的普遍交往是人類交往的趨勢。任何國家要發展，閉關自守不可能，必須向世界開放；3、人的全面發展是社會發展的本質和價值核心，生產力和交往的發展是人的實踐的產物，必須確立人民主體地位，調動整個社會積極性和創造性；4、因自然、歷史和環境等因素差異，不同民族國家的“存在性差異”和“發展性差異”客觀地存在，必須確立國家調控機制，把借鑒和獨創結合起來，使發展既能符合國情，又能與時俱進。
今天人們更應該重視這些共識性結論，因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是這么走過來的，中國還要由此奔向未來。
2008年，中國又站到一個新的歷史與未來的結合點上。中國再次提出將改革開放事業“推向前進”，以此告訴世界：30年的巨變遠不是結束。
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恢弘歷史長劇正在揭幕。中國也將由此進入更穩定更有可持續性的發展新階段。
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對發展常識的回歸
先進生產力是牽引人類社會前進的強大引擎。然而，這一常識性真理卻長期被我們忽視，許多反映社會化大生產規律和要求的人類文明成果，都被視為資本主義獨有特性而拒之門外。
改革開放的每一步，都伴隨著對這一發展常識的回歸，都伴隨著舊體制的革除和新體制的建立：緊密結合先進生產力最新發展的實際，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環節和方面，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任何社會變革都需要選擇突破口。
歷史首先記住了位于安徽鳳陽的小崗村。30年前，這個村18戶、21個終年在土里刨食的農民，因渴望擺脫饑餓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按下鮮紅手印，定下“生死文書”，沖破人民公社體制束縛，搞起“大包干”。開始，人們以為就是一個落實生產責任制的問題，但實踐很快就告訴我們，這是一場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深刻革命。農民的生產經營有了自主權，人民公社制廢除了，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這一切來得那么突然，又那么合乎邏輯。
一場變革圖強的新的偉大革命，就這樣拉開了。而改革再也不是個人的孤立冒險，成為了有計劃有組織的國家戰略。
1978年，魯冠球把村里一個生產農業機械的小作坊，做了“戰略調整”，集中力量專業化生產汽車萬向節，走向了全國市場。四年后，這位“能人”又悄悄搞了產權改革，以責任承包方式成為全國獲得自主創業、自主經營權力的“鳳毛麟角”人物之一。30年后，魯冠球掌舵的萬向集團成為中國企業走向未來的標本式企業。
萬向集團的成長就是因為“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帶來的。中國改革一開始就在經濟活動中逐步引入市場機制，至1992年，破除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不兼容的教條，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從而打破了阻礙中國發展的體制堅冰。
市場經濟是西方國家的發明。計劃經濟是前蘇聯的發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是中國人自己的發明，在全球化環境中實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是絕無僅有的壯舉。
中國懂得了要參加“國際大循環”。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融入全球化的方針并舉，人們已經看到這個尚處于完善時期的“新發明”的旺盛生命力。從走向世界，到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融入世界；從立法到管理，世界通行的規則形成一個倒逼機制，有力推動國內各項改革，大大豐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新，為中國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
資金是所有生產最原始的動力。利用國際資本發展區域經濟，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起步的通行做法。
改革開放初期，四個經濟特區很快在廣東和福建建立起來，使命就是引進外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國門打開了，資本就來了。
1994年以“知天命”之際出任摩托羅拉(中國)總裁的賴炳榮，作為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的先行代表人物，第一次通過摩托羅拉在中國的四大發展戰略，即“投資與技術轉讓、管理本土化、配套產品國產化、合資企業與合作項目”，提出跨國公司中國“本土化”的“雙贏”概念，深入與中國商業進行融合，由此引來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跨國公司涌入中國的大潮。
有的跨國公司把地區總部遷到中國，有的把中國當做生產基地，有的則是在中國建立了研發中心。統計顯示，1978年至2007年，中國累計實際利用外資超過7800億美元，居發展中國家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而通過引進國外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進行消化、吸收和再創新，大大提高了中國民族企業的自身競爭力。
中國懂得了要發展外向型經濟。在幾千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世界頭號人口大國發展工業文明，豐富而廉價的人力資源是優勢。億萬農民從鄉間匯入城鎮工業化洪流，使中國發展成了“世界工廠”。
兩年多前，一個名叫薩拉·邦焦爾尼的普通美國家庭主婦做了一個“沒有‘中國制造’”生活實驗：全家一年不采購任何“中國制造”的商品。結果發現：沒有中國產品的生活一團糟，代價越來越大。
中國懂得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是先進生產力的核心要素。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世界科技革命浪潮洶涌澎湃。1978年，中國號召科技界“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開啟“科學的春天”，科技越來越發揮著第一生產力的作用。這一點，只從下列壯舉中，就能得到印證：建成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工程——三峽工程；修建世界上建設難度最大的鐵路——青藏鐵路；2003年和2005年，先后兩次成功發射載人宇宙飛船，2007年發射首顆繞月探測衛星等。而推進以制造業信息化為代表的國民經濟信息化，正在譜寫著全社會生產力跨越式發展的新篇章。
人民是主體：開啟發展進步的動力源
這是兩幅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現實圖景：一幅是，農民、個體戶、企業主、官員、學者、藝術家以及打工仔……，全體人民一起站到改革開放的舞臺，在現代化大道上自覺投入地迅跑；一幅是，四川汶川大地震發生后，全體人民自發地組織起來，與中央政府一道，舉國上下，共筑起萬眾一心的“救災長城”。
這是一幅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的常見圖景：許許多多或大或小的改革，無一不是皇權貴族的宏大敘事，是權貴發動的為權貴的改革，大都以失敗告終。
究竟是什么原因，讓曾長期受到壓抑的人民群眾噴薄而出巨大能量，推動當今改革開放旅程的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讓人民群眾爆發出感天撼地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共克時艱的呢？
又究竟是什么神秘力量，主宰著中國歷史上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的呢？
答案其實并不神秘。人類社會歷史是人的實踐的產物，是追求生產力充分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相統一的歷史實踐過程，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推動社會歷史進步，決定性的因素，就是看能否認識到人民群眾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主體力量，并將之團結起來。
如同當年革命首先要解決革命的主體力量一樣，今天，發展中國同樣必須有持續、穩定、巨大的動力源泉。
中國認清了民族復興的主體力量。改革開放本質上就是圍繞人的因素展開的：衡量改革發展成效的標準，主要看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途徑、結果是：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價值目標是人的全面發展。在這種價值觀下，人民群眾就被廣泛地動員和組織起來，就為發展開啟了排山倒海般的創造偉力。
“改革開放的天，是人民的天。”
思想自由法則真正復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束縛是人的最大束縛，改革開放就是從解放思想開始的，解放思想就是解放人，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倡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實事求是精神，肯定了個體的價值，激發人民群眾的革新創造活力。
與此同時，經濟自由法則最終歸位：告別個人崇拜，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市場經濟是人自主參加生產、直接參與交換、自由選擇消費方式的經濟。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體制變革，使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得到確認，激活了創業意識、參與意識，變“要我發展”到“我要發展”。
規范化法治化的競爭規則日趨完善，使人治辦法走到盡頭，由此人們的自由平等空間得以增進。明確非公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等寫入憲法，《物權法》、《合同法》、《公司法》、《知識產權法》、《反壟斷法》等重要法律制定，釋放了人民自主平等創造財富的積極性。
對智力發展和文化傳播的重視，使人走出了愚昧，成長為現代公民。從“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使知識分子開始有尊嚴地做人、做事，到“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到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各種文化思想廣泛傳播，在提高廣大人民群眾認識水平和實踐能力的同時，也使人自身素質獲得了大發展。
新世紀新階段，中國適應公民參與政治社會生活訴求凸顯的現實，不斷創新布局和機制，讓公民不僅可以分享財富，更可以分享權利。公平、正義、民主、平等、參與、表達——這些價值觀的高揚，為匯集改革力量、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帶來新氣象。
從“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到政府部門開門納諫、“開門立法”，作出重大決策時實行社會聽證和公示制度；從代表委員網上開“博客”匯集民意，到農民工代表進入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擴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參與，都是突破以往的驚喜表現，形成了“官意”以民意為依歸、民意與“官意”良性互動的理想發展狀態，也對整個社會的群體心智啟迪與價值觀重塑產生看似細微實則重大的結構性影響。
改革開放30年，不僅是國家生命力迸發的30年，更是個人生存空間得以擴展、個體權利觀念得以舒張、個人改造社會能力崛起的30年，因而也是全體人民共同創造的歷史。人民群眾從社會變遷中真實地觸摸到了民族的幸福，真實地觸摸到了自己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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