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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曾被世界銀行譽為“成功的發展故事”，其重要的標志是中國為人類發展的減少貧困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中國貧困人口數量正在急劇減少：1981年中國貧困人口數4.9億，占世界總數比重的42.6%左右；到2004年已經下降至1.28億(用購買力平價計算，按照日人均收入1美元的國際貧困線標準計算)，占世界貧困人口總數比重的13%。
但是當記者來到越南采訪時方知曉，越南減少貧困更勝于中國一籌：雖然減少貧困人口絕對數小于中國，但是其減少貧困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則高于中國。1988年，越南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總數的75%，2006年貧困發生率下降至17.2%。
自從越共六大(1986年12月)開始實行經濟革新政策(Doi
Moi)之后的2001年到2005年，越南成功完成減少貧困和消除饑餓的目標，也就是說越南貧困發生率下降的幅度或者速度，相當于中國的3倍！這不能不令人吃驚。
最具有越南特色的是，越南的革新在保證效率時更兼顧了公平：宏觀數據顯示，越南多年來呈現高經濟增長態勢，而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像中國一樣的收入差距的擴大，反而呈現一種有利于窮人的增長模式。
越南采取了什么樣的政策使得其經濟增長有利于窮人的增長？為什么越南在進一步保持經濟的高增長包括對外開放時，它的公平程度相對高？
平穩的基尼系數
貧困是全球性現象，它發生在每一個社會，沒有國家能幸免，任何地方的貧困都會對繁榮構成危害。
由越南社會科學院(VASS)分析預測中心、勞動、榮軍和社會事務部(MOLISA)、勞動科學與社會事務研究所(ILSSA)以及規劃與投資部經濟管理研究中心(CIEM)參加的研究團隊，給了我們一個比較全面的圖景。
從國家層面俯視越南減貧與不平等：從1993年到2004年的第四次家庭調查數據顯示了越南卓越的減貧工作。基于人均消費的貧困發生率已從1993年的58.1%降到2004年的19.5%，在過去的十一年下降了38.6個百分點。到2006年，貧困率進一步下降到17.2%；從絕對數看，1993年到2004年間，有2400萬人擺脫貧困，大約一半于1993年至1998年的五年時期脫貧，另一半是在1998至2004年的六年間。
經濟學家通常用基尼指數來表現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財富分配狀況。通常把0.4視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
如果我們看一下越南的基尼系數，無論從全國的數據還是農村的或者是城鎮，其基尼系數都低于中國。越南人均支出的基尼系數從1993年的0.34上升到1998年的0.35，2004年為0.37。這說明，在相當長的時期，或者是在革新時期內僅表現了適度的上升。“越南的基尼系數，從1993年是0.34上升到2004年的0.37，雖然有所上升，但是上升得不太厲害。而它的社會發展的指標來說都非常好，比如說入學率都在95%以上，農民不僅有自己的土地權，還有自己的財產權。有了財產權以后就能夠抵押借款以發展生產”，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王燕對記者說。
相比較中國的基尼系數，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字，我國在改革開放前基尼系數為0.16；2003年已經升至0.458；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2004年我國基尼系數已超過0.465，在2005年達到0.47。
另外，越南富人與窮人之間的絕對差距用最富有的20%和最貧窮的20%來代表，雖然這一差距持續加大并相當可觀，但是比中國的收入差距拉大的范圍要小得多。1993年，越南最富有的家庭人均支出是最貧窮的家庭的5倍(200萬盾比40萬盾或者以1993年1月的價格計整整相差160萬盾)，這一比率在2004年也僅升至6.3(550萬盾比90萬盾或者以1993年1月的價格計整整相差460萬越南盾)。
越南快速經濟增長和迅速減貧之間相對強的減貧模式，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因為許多高速增長的國家，窮人的收入增長從未超過平均增長水平。如果說中國經濟增長創造了奇跡，而越南不僅創造經濟增長奇跡，也創造了把不可能變為可能的“利于窮人的增長”奇跡！這一結果改寫了減貧率與增長率不可能相等，更不要說減貧率大于增長率的預言。
在越南胡志明市(西貢)新世界酒店，十分熟悉中國和越南發展情況的世界銀行學院高級經濟學家王燕對記者說，假如中國收入不均等越來越厲害的話，一個百分比的經濟增長帶來的減貧就會越來越小。
她說：“中國改革初期減貧很快，特別是1984年之前，大部分農民脫貧是在1985年以前完成的。但是中國到90年代以后，特別是1993年之后脫貧的速度就下降了。就是說，經濟增長很快，但是減貧速度的曲線基本上是平的，減貧效果大不如之前。但是越南的情況不一樣，一個百分比的經濟增長帶來的減貧率很大，貧困人口曲線急劇的下降。”
公平秘訣：中央財政轉移支付
毫無疑問，消除貧困或者持續的大幅度減貧在沒有較高的人均GDP增長的情況下是難以實現的。越南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早期以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實現相對快速且持續的增長，1993至2004年間，越南GDP年均增長7.7%，人均GDP年增長6.2%，這是越南迅速減貧的主要推動力。
但是現在幾乎可以達成共識的是，大多數人已經放棄“GDP的增長能足以減輕貧困”的觀點。因為曾經被推崇的“滴漏理論(Drip-Down)”在實踐中幾乎沒起過作用，“滴漏效應”不僅與富人的增長聯系在一起，更像是富人大餐之余留給窮人的殘湯剩飯，而且窮人的收入增長速度慢于平均的增長。
從統計角度來看，專家們從技術上將下述兩種減貧效應區別開來：一種是在收入分配不變的情況下，由于增長變化而帶來的減貧效應；另一種是由于收入分配變化而帶來的減貧效應；在實踐中，越南不僅保持增長貧困彈性系數的不斷提高，而且不斷地改善窮人的分配方式，這是越南能夠實現有利于窮人增長的根本原因所在。
越南是如何做到成功實現利于窮人的增長的呢？又是如何做到讓經濟增長更直接地使窮人受益的呢？為什么越南經濟增長帶動減貧的指數會放大？它的政策原因是什么？這要歸功于越南有利于貧困人口的公共支出和財政轉移支付。
世界銀行專家王燕對記者說：“越南的稅率是累進制，就是說，越窮的省份越窮的人得到的財政支出越多。越南的財政轉移收入的分配對減少貧困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們的財政轉移收入的分配使越窮的省份得到的越多；而中國在1994年財稅改革時，為了照顧各省的利益，采取的是按基數法計算，稅收收入越多的省份中央財政返還的也越多。所以造成了公共支出的分配不均。”
所謂累進稅率，就是對同一課稅對象，按其數額的大小，劃分若干等級，不同等級規定高低不同的稅率，課稅對象的數額越大，稅率越高，就叫累進稅率。累進稅率的優點是調節收入、調節利潤的作用較強，能適應納稅人的負擔能力，體現縱向的公平。王燕強調補充：“這是中國值得向越南學習的地方。”
越南勞動、榮軍和社會事務部勞動科學與社會事務研究所阮蘭香給出兩張表，顯示越南貧困人口與公共支出的對應，說明貧困率和地區間凈轉移支付的積極聯系，相對發達的地區是財政凈貢獻地區，而貧窮地區則通過中央政府接受財政援助。
以湄公河三角洲地區為例，這里是越南最富饒和最發達地區，該地區人口占全國人口的20.9%，貧困人口占全部貧困人口份額的17%。我們從表4可以看出，從1999年到2004年，這個地區成為中央預算凈貢獻者，從1999年的598越南千盾上升為2004年的1150越南千盾。而貧困人口最多的北部山區都是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獲益最大的地區。其中西北地區從1999年的453越南千盾，上升到2004年的1431千越南盾。五年間，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提高了3.1倍。
“這些轉移支付包括國家減貧計劃項目——國家消除饑餓減少貧困項目(HEPR)和‘135’項目的支出，大約占GDP的2%”阮蘭香說。
對已經走上一條高增長路徑的國家來說，我們需要更多地關注再分配政策，其中是觀察在社會發展領域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作用。教育部門在公共支出上獲得了不斷增長的高份額：花在教育上的預算份額從1994年的14%上升到2005年的18%，達到了占GDP的5.6%，高于亞洲3.8%平均水平。投入在小學和初中上的教育支出占教育總支出的53%。
對不同收入群體的健康保險責任范圍也在增長，采取在貧困地區提供免費衛生保健卡這樣積極的再分配政策，相當有利于貧困人口：表五顯示，最貧困的五分之一人口(或貧困人口，2004年貧困率為19.5%)的健康保險覆蓋率已經翻番，在五大收入群體中排在第二高的位置，甚至高于總體平均值37.56%的4.16個百分點。
越南政府正在通過推行尤其針對貧窮公社的計劃項目(常指“135”項目)，向這些地區提供基本的設施(村莊電氣化、道路、學校、衛生所、小規模灌溉、集市、清潔水)。來自越南國家民族委員會項目報告估計，已經有90%的貧窮公社可以用電，有廣播站、小學、托兒所、幼兒園以及小型灌溉設施；有97%汽車路直達公社中心；100%的公社有衛生所；100%的公社有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