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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在收入分配體制形成的主導力量方面，還是在具體的切分財富“蛋糕”的過程中，政府都扮演著無可替代的“主角”。也就是說，在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中，政府的職能轉型和角色矯正才是真正的關鍵
近段時間以來，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已經成了舉國上下的一個熱門話題。也難怪，收入分配涉及到全體公民的切身利益，而且是利益的再分配，自然是群起而議之。然而，即便是中國是否存在著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這個最基本的問題，學者們也是見仁見智，莫衷一是。綜合起來，大概可以分為三種意見：
一是以北京師范大學李實教授為代表的急劇擴大派。他們根據長達二十多年的跟蹤研究，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得出了中國收入分配差距日漸擴大的基本結論。這種觀點因為迎合了大多數民眾的親身感受，因而擁護者眾多；第二種是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蔡昉研究員為代表的溫和派。他們質疑李實的數據取樣不當，漏洞不少，特別是忽略了對農民工的收入統計，因而有可能夸大了當前收入分配的差距；第三種是以北京大學的厲以寧教授為代表的縮小派。他們認為，如果改變基尼系數的計算方法，那么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是擴大而是縮小。
而即使是贊成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人群中，對于究竟應該如何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同樣意見紛紜。在富士康跳樓事件和本田工人罷工事件相繼發生后，大多數人將板子打到了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屁股上，主張應該采取更為嚴厲的措施，強制民營企業為工人漲工資，
從表面上來看，民營企業工人的工資水平確實很低。作為民營企業勞動大軍的主力軍，農民工的工資低下已經成為全社會的眾矢之的。國家統計局最新調查顯示，2009年農民工月平均工資水平雖然提高到1417元，但這是建立在89.8%的農民工每周工作時間超過勞動法規定的44小時、近六成沒有勞動合同的保護基礎之上的，民營企業也因而被一些人怒斥為“血汗工廠”。
然而，故事的另一面是：在國際分工末端和技術落后的雙重擠壓下，我國大多數的民營企業是在微薄的利潤中苦苦掙扎。根據商務部的一項統計，目前很多中國出口商品的利潤率都不到2%。而民盟課題組最近在廣東調研發現，當地一些民營行業的企業利潤也只有3%～5%，大多數企業根本沒有能力、也沒有意愿提高職工工資。
事實上，當我們認真思考中國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問題癥結時，都會或隱或現地發現政府的身影。無論是在收入分配體制形成的主導力量方面，還是在具體的切分財富“蛋糕”的過程中，政府都扮演著無可替代的“主角”。也就是說，在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中，政府的職能轉型和角色矯正才是真正的關鍵。
首先，政府必須破除城鄉分割的體制性障礙。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眾多研究，幾乎都認可城鄉差距是導致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最重要因素。世界銀行曾將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歸因于機會的不平等，尤其是城鄉之間受教育機會的差距，其結論是：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的差異，尤其是他們所提供教育機會的不公，在過去20年中的貧富分化中導致了最大的不公。而城市收入分配變化，三分之二歸因于教育投入不均。因此，要解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問題，首要地就是要消除城鄉日益擴大的差距。
不過，雖然大眾早已認識到不合理的戶籍制度是形成城鄉收入不平等的根源，但在地方政府對財政能力的擔憂中，戶籍制度改革卻始終未能取得實質性地進展。因此，想要取得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實效，必須還原公共財政公平、公正對待城鄉居民的本來面目，一視同仁，實現城鄉的完全平等。
其次，政府及其控制的國有企業必須改變在收入分配中占大頭的格局，真正做到讓利于民。央行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最近20年來，在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占份額越來越萎縮的同時，政府儲蓄率卻在節節攀升，如果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占到了國民收入的30%。國有企業則是另一個財富巨頭，數據顯示，目前我國的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國有壟斷行業職工人數不到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卻占到了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0%以上。可見，政府必須盡快實現由經營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同時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的步伐，真正做到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
最后，政府必須盡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社會保障不僅能使勞動者免除后顧之憂，從而產生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還能減輕他們的負擔，提高他們的實際消費能力，這客觀上也就是增加了勞動者實際收入的“含金量”。此外，社會保障制度還是再分配領域中調節貧富差距的關鍵因素之一。加大政府的轉移支付力度，也符合財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特性。
由此可見，我國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鑰匙”，其實就掌握在政府的手里，現在已經到了真正行動、而且必須見成效的關鍵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