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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官方網站日前公布了2010年年度工作要點，其中提出，今年要促進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例4%目標的實現，要探索制定各級各類學校生均經費基本標準和生均撥款基本標準，并要研究制定設立高等教育撥款咨詢委員會方案，既要“要錢花”，還要“花好錢”。
財政性教育投入達到GDP的4%，幾乎成了中國教育界的“世紀話題”。1993年發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指出：“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包括：各級財政對教育的撥款，城鄉教育費附加，企業用于舉辦中小學的經費，校辦產業減免稅部分)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本世紀末達到4%。”這之后，4%這一數據，就一直被教育界以及關心教育的人士提及。
尤其到了1999年，統計顯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只占GDP的2.55%，依法保障教育投入的呼聲日益高漲。2004年，教育部前部長周濟在兩會期間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2007年一定要達到教育經費占GDP4%的目標。可2007年的實際投入比例，卻只有3.22%。2008年，這一比例達到3.48%，是1993年以來的歷史最高水平。
2004年教育部宣稱用三年時間“一定達到”的目標最終沒達到，因此，對于2010年教育部再次表態要實現4%的目標，人們也不能過于樂觀。另外，教育部這次用了“要促進”這樣的提法，表明實現教育投入達到占GDP4%的比例，不是教育部一家的事，甚至可以說，主動權并不在教育部手中。
在我們看來，我國財政性教育投入長期以來沒有達到法定的4%的比例，最關鍵的原因是沒有建立合適的教育撥款體系與透明的學校財務管理體系，教育撥款和用錢都缺乏監督、約束機制，由此造成教育部門的“要錢花”、“討錢花”和“亂收費”、“亂花錢”現象并存，教育一邊缺錢，一邊亂花錢，形成惡性循環。
我國《教育法》、《義務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明確規定，“舉辦者應當保證穩定的辦學經費來源”。國務院有關部門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違反義務教育法規定，未履行對義務教育經費保障職責的，由國務院或者上級地方人民政府責令限期改正；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照例應據此建立保障辦學經費的教育撥款的制度，并嚴肅問責，不能讓辦學者長期受辦學資金困擾。可法律在一些地方成為一紙空文。近年來，由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部門和學校為了“要錢”、“掙錢”，可謂費勁心思、巧立名目。在“要錢”方面，比較流行的方式是投上級部門所好，建設各種工程、開展各種項目，以及“跑部錢進”；在“掙錢”方面，本世紀最初十年的熱門教育問題——“教育產業化”與“教育亂收費”，都與此有關。
最令人不可接受的是，以缺錢的名義而掙錢的教育機構，現今成為教育腐敗和學術腐敗的高發地。有限的教育投入與學校通過各種途徑“募來”的資金，并沒有用到辦學的刀刃上。從教育系統整體看，行政管理、行政評審和評估的費用驚人，僅以一所高校行政人員的開支計算，每年就達到數千萬元，而每一次上級機構組織的行政評審、評估，將耗去數十萬到數百萬元之巨的準備費、人工費、資料費，一年下來，名目繁多的評估、評審，所耗開支也要上千萬元。從各高校具體的發展看，在校領導的政績思維推動下，好大喜功十分普遍，我國校園面積達到5000畝以上的大學，已經有數十所，而這些大學借債數十億元蓋起的辦公樓、實驗樓，大批被閑置。不但如此，基建也成為高校腐敗的重災區，每年都會傳出高校領導“倒”在基建項目中的丑聞。
發展教育需要錢，但教育部門更要用好每一分錢。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水平即便達到GDP的4%，與發達國家相比也很低，以這樣低的教育投入水平，來支撐世界最大規模的高等教育，以及最大規模的九年義務教育，其結果無非有二，一是教育水平低，二是老百姓的教育負擔沉重。高等教育學費高自不待言，就是九年義務教育在實行全免學費之后，很多地區也是一邊免費，一邊亂收費。從提高教育質量和減輕老百姓教育負擔出發，我國應切實提高教育投入水平，保障教育經費。這不能寄期望于各政府部門的自覺，而必須建立有法律約束力的撥款制度。
與此同時，加強學校內的民主管理，建立有權參與決策、評價、監督的教師委員會、家長委員會和學生自治委員會，是讓學校財務管理透明，避免學校領導亂收費、亂用錢的必然選擇。否則，再多的教育投入，滋生的可能只是浪費和腐敗，而難以滋養出一流的教育、一流的學校和人才。
(作者系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