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至2月6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南海先后主持召開五次座談會，就正在制定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聽取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和建議。溫總理指出，《綱要》應改變教育行政化傾向，“要讓人民看到希望”。
從當前輿論的關注焦點看，對教育改革的討論似乎大多集中在“為什么我們培養不出杰出人才”上。大學教育存在的弊端無疑非常值得重視，但這只是教育行政化導致的一系列惡果中的一個。從更為宏觀的層面看，當前我國教育所面臨的最迫切問題，乃是教育資源配置嚴重錯位導致教育供給與經濟對人才的需求嚴重不匹配，由此產生了本科教育職業化、功利化，大學畢業生蟻族化，民營教育邊緣化，技能培訓教育信息不對稱，受教育機會嚴重不均等等現象，而這些現象又是互為因果、環環相扣的。
對當前教育困境的理解，必須從我國經濟結構與教育供給結構出發。由于我國經濟嚴重依賴外需，重生產，輕分配，重投資，輕消費，加上在全球分工中占據了加工制造業的巨大份額，導致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體現為制造業畸重、服務業畸輕。這樣的經濟結構，明顯不能產生大量適合本科生就業的白領崗位，反對技術工人的需求極其迫切。按需求決定供給的基本原理，教育供給結構應該朝向技工教育普及化、大學教育精英化方向發展。但教育行政化的積弊又令供求信號無法傳導，各大高校紛紛運動式擴招，加劇了大學生供過于求的現象。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學生面臨的就業壓力必定倒逼到本科教育中，令大學本科教育日趨功利化。同時，為了延緩大學生就業困境，碩士和博士也次第擴招，只能重演本科擴招的困境，也就不難理解，我們的社會何以培養出杰出人才。
倘若杰出人才欠奉，實用人才又如何呢？根據南都在珠三角的調研，產業一線的企業招工對技能要求在逐步提升，但技工荒正成為產業升級的重要瓶頸，而阻礙技能培訓市場形成的，不僅與教育行政化有關，更與勞動力缺乏自由流動的權利直接相關。
民辦中、小學以及技工學校門檻過高以及待遇不平等導致的教育資源單一問題，已經被廣泛討論，而戶籍制度對教育供求關系的扭曲則少有提及。在前述調研中，據外來工子弟學校教師介紹，一般學習成績在班上屬于中上的同學都會在初一就被勸回鄉就讀，因為按規定高考必須返回戶籍所在地；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同一個班級每升學一次，就減少一部分學生。學齡兒童流失的深遠后果，不僅是教育機會不公所導致的發展權不均，而且從迫近的角度看，最大的問題是就業地與培訓地分離導致的供求關系斷裂。15歲左右的青少年只能回鄉接受教育，而能提供就業所需技能教育和信息的工廠、培訓結構卻在沿海城市。種種因素累積，不僅杰出人才難產，實用人才也匱乏。
由此可見，辦學去行政化的工作，不僅應該適用于大學治理，事實上更應體現在辦學方針的制定上。如果教育體系都以行政命令進行管理，固然造成制度僵化，更會造成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均無法獲取供求信息。當教育資本無法自由流動，最需要資金的領域就將長期處于匱乏狀態。因此，從政策層面看，放寬教育資本準入門檻，破除人口流動的障礙，應當成為教育體制改革的前提。而從政府投入方向看，公辦教育資源應該將教育均等化作為主要方向，投向民間教育資本不愿投入的領域，例如提高人口流動過程中所形成的屬地教育福利異地支付。值得欣慰的是，這些提案與措施在五次《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研討會上都有提及。期待經過反復討論的《綱要》能早日重振中國教育，以因應經濟結構調整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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