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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秋將至，月餅又開始在國內各大商場新鮮上市。每年，琳瑯滿目的月餅為我們增添了濃濃的節日氣氛，然而，節日過后那些精美的月餅盒處理卻令人困惑，因沒有回收渠道，70%的月餅盒最終被當作生活垃圾丟棄。這樣一個看似普通的“小”問題，卻暴露出了城市廢棄物回收體系不足的大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規模和數量急劇擴張，城市化率從20%左右提高到45%，城市生產和生活廢棄物也大量增加，給環保帶來嚴峻挑戰。尤其是固體廢棄物，一方面，由于成分復雜、物理性狀千變萬化，對空氣、水和土壤等產生綜合性的污染，直接危及我們的生存環境。另一方面，這些垃圾又像一個“寶礦”，富含具再利用價值的可再生資源。因此，對垃圾的控制、回收管理和利用已成為城市可持續發展中的重要問題。
早在建國初期，中國曾建立起了由供銷系統和物資部門壟斷經營的廢舊物資回收體系，廢品回收站點遍布社區，回收隊伍深入街頭巷尾。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再生資源回收領域開始放開，一改過去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格局，逐漸演變為目前基于市場的自發式城市垃圾回收體系。在現有的回收體系下，國營廢品回收站點和回收隊伍大大減少，取而代之的是民營回收企業，以及以進城的農民和無業人員為主體的“拾荒大軍”。回收環節上的各個主體在經濟利益驅動下，自行對垃圾進行層層挑揀收集。
應該承認，這種基于市場的自發式回收體系有著較高的回收率，但從環境保護和發展循環經濟的角度上來看，現有的模式具有負外部性和不可持續性的弊端，主要體現在：一是回收渠道混亂，嚴重危害到公共安全。大量個體經營戶和個人回收行為，分散的、低標準的回收站點已成為城市的安全隱患和管理死角。由于無法控制回收資源的流向，再利用環節容易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造成政府管理成本上升和監管效率下降。
二是，拾荒者無序地“揀垃圾”而不是“回收垃圾”的行為對城市帶來了負面影響。在垃圾箱或是裸露的垃圾場翻揀垃圾，本身就不利于污染的控制，而且還影響到城市的景觀和形象。
三是，由于回收和再利用體系過于分散，再生資源利用領域得不到產業化和規模化發展。以利樂包的回收再利用為例，不少企業因為回收量不足而實現不了產業化。
四是，缺乏垃圾分類等行業標準，造成可再生資源的流失。缺乏分類標準，一方面增加了垃圾處理壓力，雖然經過層層翻揀，但部分可再生資源仍成漏網之魚；另一方面強化了以經濟利益為本的“揀垃圾”意識，結果是一些雖然具有再利用價值的資源，卻因利潤低下而無人回收，如：部分玻璃瓶、廢塑料等。
隨著上世紀80年代末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提出，不少國家遵循Reduce（減量）、Recycle（循環）、Reuse（再生）的3R原則，著手建立高效、完善的再生資源回收利用體系，形成了兩類典型的模式：一是發達國家普遍推行的高標準體系，二是以巴西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體系。
無論是以德國、瑞典為代表的生產者責任延伸制，還是日本對再生資源產業實施的大規模政策傾斜，這些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政府主導的，嚴密的制度支持，先進技術和資金大量投入，居民高度配合的城市垃圾回收體系，對于現階段的中國，恐怕只有少數幾個經濟發達的城市可以仿效。對大多數的中國城市而言，筆者認為，建立以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為出發點的城市垃圾回收體系，還需借鑒巴西“塞普利”模式。
“塞普利”模式是由政府、民間組織、企業和民眾共同推動的垃圾回收模式。在這個模式下，首先是政府制訂垃圾分類標準，讓居民事先將垃圾進行干、濕分類，其中：濕垃圾收集后直接進行填埋或焚燒，干垃圾則需回收再利用。
“塞普利”，即再生資源利用協會（CEMPRE），作為一家由企業發起的非營利性環保機構，其主要工作是：向居民大力宣傳環保知識；向巴西各個城市的垃圾回收合作社提供垃圾分揀場地、簡單分揀、壓縮和包裝設備；向拾荒者提供完整的操作手冊并進行培訓后上崗。環衛部門將干垃圾運送到合作社進行細致的分揀后，再分類賣給在塞普利登記的再生資源企業，進入循環再利用。目前，巴西已有300多個城市實行垃圾分類處理，垃圾回收利用率處于世界前列。
相比于發達國家的做法，“塞普利”模式有諸多好處：其一，成本低。非營利組織和低收入拾荒者的參與，使系統的運行不需要大量的政府投入。其二，效率高。巴西的垃圾回收利用率，甚至都超過了一些政府提供高額補貼的歐洲國家。其三，回收體系規范透明。由于回收體系建設實行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統一管理，因而易于行業規范、有序發展。其四，居民易于接受。一是沒有像瑞士等國家，要求居民對垃圾按照紙、鐵盒、玻璃瓶等進行復雜的分類，而只是簡單分成干、濕兩類，便于居民理解和操作；二是沒有向居民征收高額的垃圾處理費，一些城市對房屋價值低的低收入戶都免收垃圾處理費，促進了民眾參與垃圾回收的積極性。其五，解決了就業與貧困等社會問題。將城市拾荒者吸納到正規的垃圾回收體系，不僅沒斷其生路，還提供了相對固定的工作崗位，使其有了較穩定的收入和較強的社會歸屬感。
筆者建議，在國家正在推行的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建設試點工作當中，應尊重中國實際，在部分城市推廣“塞普利”經驗，即盡快出臺簡單易行的垃圾分類標準，并成立“塞普利”式的環保機構和配套相關土地和政策資源，以便改進現有的城市垃圾回收體系。當然，從長遠來看，中國最終還須建立起分類更為細致、要求更高的城市垃圾回收體系。［作者為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研究員；本欄目為本報與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聯合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