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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上周六在出席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個論壇時說，中國高達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中的某些投資項目浪費過大，而且效率很低。甚至有些項目危及到未來償還貸款的能力。他說，一些地方政府融資活動的不規范可能會對中國金融體系構成危險。
此前民間多有對4萬億政府經濟刺激計劃的投資風險心存警惕者，主要在于投資浪費、國進民退等，周小川的發言可視為中國官方高層對民間擔憂的正式回應。
我們把過多的力量集中于“刺激”內需和加大政府投資，而不是集中力量于經濟結構和社會保障結構調整，實際上表明對短期內經濟復蘇抱有信心。
的確，中國的高儲蓄率全球聞名。1992年為36.2%，2008年為51.3%。2008年，美國的儲蓄率為12%。但如果據此而認為老百姓有錢不花，寄希望于在短期內通過消費刺激和鼓勵計劃使經濟渡過難關，可能會事與愿違。正如周小川在首屆全球智庫峰會主論壇上所言，家庭儲蓄并非導致中國儲蓄率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中國家庭儲蓄占GDP之比基本保持在兩成左右，上下浮動不大。企業和政府儲蓄的大量增長才是真正的推手。
不妨再考慮一下《時代周報》上月底一則報道所顯示的數據：2007年5月，波士頓咨詢公司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指出，在日本、澳大利亞等成熟市場，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國家50%—60%的財富，而中國的相關數據遠低于此。根據這個數據，我們會發現過去幾十年財富向少數人過度集中的狀況，則幾十年來“中國家庭儲蓄占GDP之比基本保持在兩成左右”的狀況，其內部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少家庭實際上的可支配消費能力實際上并沒有想象中那么高，甚至有的還可能在下降。
而企業儲蓄不斷提高也不是什么好現象，因為企業儲蓄原本應是擴大再生產的資金來源，但它沒有直接用于投資而是用于儲蓄，意味著其實體經濟投資的比例在不斷下降。最近樓市和股市脫離實體經濟復蘇軌道的虛火現象，也正說明了這一點。還說明政府的投資刺激計劃并沒有帶動民間投資，政府依然在孤軍奮戰。這無疑又進一步加重政府投資的風險，使產能過剩的矛盾日益突出。
如果深入分析一下普通老百姓的消費結構，更會發現，普通百姓的收入和消費結構中，已經沒有過多“刺激消費”的經濟能力。招商銀行日前發布了中國城市居民財富消費報告，顯示國內許多居民的個人及家庭財務已陷入“亞健康”狀態，三成居民的家庭負債率高達40%以上，遠高于30%的安全邊界。另據中國人民銀行武漢分行營管部數據顯示：到今年2月，武漢市個人消費貸款余額為692億元。若以全市800萬常住人口計算，武漢人均借款8650元。2008年武漢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000元。依此推算，武漢市人均負債率高達51%。
這樣看，中國內需不振的真正短板并非人們印象中的“消費不足”，而是多數家庭的“過度消費”。這一點，可以從城市家庭的過高房貸中得到體現，也可以從農村家庭過高的教育和醫療支出比例中得到體現。在城市，質量比較好的幼兒園收費已經普遍高于大學學費外加生活費；好的小學、中學的擇校費更是高于大學學費。而不論城鄉，家庭中“一人重病，全家不支”并非孤例。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風險小而收益大的投資可能不是投資，而是做新時代的“散財童子”，專心致志地做好“保民生”，尤其是在教育投入上可以“不惜血本”——不是在追求硬件建設上不惜血本，而是在保障教育公平和對教育補貼（從幼兒園一直到大學）上“不惜血本”。據悉，2008年，中國社會保障支出占中央政府的比重為7.5%，而德國超過五成五，美國超過三成。
政府應該切實履行好社會保障職能。但知易行難，尤其是對于那些已經習慣于將自己當成一個追求短期經濟利益的“公司化”的地方政府來說，更是如此。
但教育投資不僅是風險小收益大的政府投資，而且從根本上說，教育才是立國之本。國家和民族崛起的前提就是人的崛起，而人的崛起必須依靠自由而有效的教育。用教育來提升全體國人的素質，使他們能迎接來自于內外部世界的一切挑戰，是這個民族和國家永遠立于世界不敗之地的保證。（作者系資深評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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