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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離城市福利的前提，必須是將這些現有的福利平等加之于全體公民，而不是僅僅將它從市民身上剝離開去。當務之急，還是要先實現社會保障的普惠化，要把農民納入整個社會保障的大盤子。于戶籍改革的路徑選擇上，應從“補短板”出發，而不是“削長板”。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近日炮轟戶籍制度，引發媒體關注。蔡昉認為，戶籍制度改革的目的，是形成一個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和城鄉統籌的公共服務體系，而城市戶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戶籍制度改革的悖論。他的建議是，只有把福利內容從戶籍上剝離掉，或者把福利上的差距縮小到無須借助戶籍即可共享，則可以打破改革面臨的兩難處境。（6月2日《新京報》）
應當說，這種聲音并不新鮮。二元戶籍管理下的城鄉分治，只是個事實判斷。由此帶來的城鄉斷裂，又衍生出眾多社會問題，成為社會轉型的最大阻礙。30余年來，有識之士對此早有察覺，甚至政府有關部門也在謹慎推動人口管理模式的改革。只是在缺乏統一推進前提下的這些局部改革，多數陷入了走走停停的泥沼。現實中的人戶分離、空掛戶口、雙重戶口和無戶口的“黑戶”人員是大量存在，那些暫住期長達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暫住”人口，不但給社會治安和人口統計工作平添了許多難度，流動人口本身的合法權益，也難以得到有效保護。
縱觀近幾年的戶籍制度改革，其中一些地區在舉措上雖不乏創新之處，但卻始終未見實質性的突破。二元戶口管理體制，在事實上成了一個難以逾越的“雷區”。比如，今年以來上海、浙江等地的“臨時居住證”或“居住證”制度，充其量也不過是內地版的“優才計劃”，而遠遠談不上是對傳統戶籍制度的撼動。
市民抑或農民，只是一種職業或居住地的標志，并不存在一種行政上的身份管制或遷徙壁壘。而僵化的、強制性分類的戶籍管理，強行把中國人分隔在物質文化懸殊的兩個“世界”。不同世界的人，便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命運。戶口也因此成了與國人的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的特殊證件，每個人的出生、上學、就業、參軍、結婚、遷徙……無不受到戶籍制度的制約。
蔡昉先生提出先剝離附屬于戶籍之上的福利，再談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的統一，不失為一條路徑選擇。但在中國還遠非“福利國家”的現實之下，就算是享有一些城市福利的市民，如果沒有特定身份，其福利也還有限。剝離城市福利的前提，必須是將這些現有的福利平等加之于全體公民，而不是僅僅將它從市民身上剝離開去。“剝離”不是“剝奪”，戶籍一元化，也不是要將“市民”變成“農民”。當務之急，還是要先實現社會保障的普惠化，要把農民納入整個社會保障的大盤子，讓農民看得起病，住得起房，上得起學，讓農民同時能更方便地享受到各類文化、體育、環保、消防等公共資源。
于戶籍改革的路徑選擇上，筆者更愿意呼吁國家從“補短板”出發，而不是先去“削長板”，更何況，普通市民的“戶籍特權”，也不過是公民理應享有的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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