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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時間，關于鼓勵大學生到基層就業的“利好”消息頻頻出臺：
財政部和教育部宣布:高校畢業生到中西部地區和艱苦邊遠地區基層單位就業、服務3年，其學費和助學貸款由國家實行代償；
中央財政出資10億元，特設5萬個農村中小學教師崗位，支持大學畢業生到592個國家級貧困縣的農村中小學任教三年；
一些地方政府也宣布，由政府財政代還大學生“村官”的助學貸款；
4月15日，北京市為即將卸任的大學生“村官”擬定了7條“新政”，引人矚目的是：預留部分公務員崗位，專門向大學生“村官”定向招錄。把公務員這種招錄比例為百比一的稀缺資源向村官們傾斜，體現了政府對應屆大學生的引導……
這些舉措都體現了一個趨向：從政策和制度設計上，創造一個引導和吸引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和中西部地區發展的機制。
大多數人都希望生活在條件相對較好的大城市，有這樣的需求，就不難理解現在就業路上的矛盾現象：醫科大學的畢業生寧愿在城里停車場看大門，也不愿到鄉村當醫生；師范生寧愿在城里當保姆，也不愿到偏遠的山區去當教師；大學畢業生寧愿扎堆在城里待業“啃老”，也不愿到農村基層去發展；一些人寧愿放棄自己的專業和積累，在城里賣肉，搶農民工的飯碗，也不愿到農村去從事專業工作——有人總結，現在中國大學生畢業生就業面臨的是“結構性問題”：最需要人才的地方沒人去，真的是人才緊缺；而條件好的地方又人滿為患，還出現高才低就的人才浪費。
然而，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都不可能把人才全部留在大城市，總需要一部分人向基層農村、偏遠地區流動，否則區域差別便越拉越大、社會結構失衡就會越來越明顯。從當前就業形勢看，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企業招聘意愿降低，可今年應屆大學畢業生又比去年多出50多萬，壓力非同尋常。如果今年600多萬大學生畢生，都要集中在城市就業，必將加劇就業矛盾，平添許多就業難題，而分流畢業生到基層，就能有效緩解當前就業壓力。
從長遠看，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必將交織著兩股力量，一股是農村大量勞動力走出農村，接受城市文化的洗禮；另一股則是城市人才流向基層農村，充實基層教育、科技、文化實力，以縮小城鄉差別，實現區域平衡。只要有人才從城市流到基層，就會傳播先進理念，帶給基層農村新的變化和風氣：鄉村教師，可以為偏遠地區孩子幼小的心靈打開一扇窗；基層醫生，可以減少當地居民的病痛和煩擾；農技員，可以帶給農民實用技術；“村官”，可以提高基層干部素質，也帶給一方百姓致富的新路……所以，鼓勵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去就業，到中西部去發展，不僅是解決當前就業難題的權宜之計，更是縮小城鄉差別、提高國家整體素質的戰略決策。
應該看到，現在到山區農村去的，還多是“支教”、“慈善醫療”、“法律援助”等社會和志愿組織的活動。民間的愛心和善舉活動多，政府的政策和導向較少；小范圍的參與和嘗試多，全國范圍內的實施和推廣較少。因此，應該從制度設計上，以人為本，采用科學和人性化的配套政策，廣泛引導人才自愿到廣闊的基層去。
首先，對于向基層流動的人才，應給予足夠的尊重和實惠。既要有精神層面的激勵和肯定，又要有物質方面的補貼和獎勵，還要有待遇的提高和保障。比如，給去當“村官”的大學生以出路，通過續聘、進社區、考公務員、提供自主創業貸款、申請崗位和社保補貼等，解除其后顧之憂，使之能“下得去、呆得住、干得好、流得動”。
其次，從國家發展戰略高度，出臺一系列跨部門組合政策，從制度設計上引導更多人才服務基層。有人建議，醫生、教師等職業，評職稱時應把到基層服務的經歷作為參評條件，這樣既增加了這些專業人才的社會經歷，更使基層農村源源不斷地得到專業人才的支持。事實也證明，國家引導的作用十分關鍵。據統計，過去三年我國流向農村的教師才5萬人，而今年國家將采取多種配套政策，鼓勵大學生到農村。預計將新增農村教師20萬。這樣，既緩解了就業壓力，又提高了農村教育水平，可謂“一舉兩得”。
最后，不僅是專業人才，就是國家干部也要注重基層經驗。我們在選拔使用干部時，提出了要注重基層工作經歷的要求，借鑒唐代張九齡提出的選官原則——“不歷州縣，不擬臺省”。從基層選來的干部，積累了經驗、了解了真實國情，培養了與人民群眾的感情，身居高處時，才不會紙上談兵、脫離實際，這樣的干部往往是德才兼備，這樣的機制才是實事求是、充滿活力的機制。
鼓勵人才到廣闊的農村和基層去，不僅需要口號和宣言，更需要政策導向和制度保證。這是解決當前就業難題的有效辦法，更是縮小城鄉差別和區域差別、促進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長遠戰略之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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