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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升昌票號座落在平遙縣城西大街上，其庭院第一進為柜臺、賬房；二進為職員住處；三進是二層樓房；最后進為貴賓及高級職員住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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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升昌票號防假幣訓語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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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升昌票號創始人雷履泰塑像。 | 提要：中國的票號聞名世界，中國第一家票號在哪里？第一家票號就是山西平遙的日升昌。日升昌的出現，標志著中國票號的誕生，樹起了中國銀行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開創了我國金融業的新紀元，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
拔乎其萃
日升昌原來是山西平遙城里的西裕成顏料莊，之所以成為日后大名鼎鼎的票號，是由于以雷履泰為代表的幾任經理具有創新意識和開拓精神。雷履泰原來是平遙城“益義積”顏料莊的經理，西裕成顏料莊的老板看到他精明能干，有膽有識，既富有魄力，又為人誠實，就把他聘為西裕成漢口分號的掌柜，后任北京分號的掌柜。就是他看到在北京的山西商人逢年過節給家里捎錢，需要開辟一項專營銀兩匯兌的新業務，果斷建議東家李大全將顏料莊改成日升昌票號。道光三年(1823)，日升昌正式成立，成為中國第一家票號，雷履泰因成就了票號大業，被譽為票號的創始人。機會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把握住，只有有膽識的人才能駕馭機會，成就一番大業。雷履泰就是這樣的人，這對日升昌票號來說如水之源。
日升昌票號創立后，雷履泰出任總經理，他大刀闊斧地建章立制，選派有能力的人出任分號經理。同時廣泛交結各界人士，為日升昌的發展打好基礎，開通道路。在他的手上，日升昌票號蓬勃發展，如日中天。在他70壽誕時，平遙縣商界贈送他一塊大匾，上書“拔乎其萃”四字。這不僅彰顯了雷履泰開創票號的功績和出色的管理才能，以示人才的重要性，同時也寓意著日升昌的地位和實力。
一個好漢兩個幫。日升昌的二經理毛鴻回，也是一位很有作為的人。他起初在“聚財源”糧油店供職，在一次往西裕成送糧時，其精明才干被雷履泰看中，當即聘用。由于業績卓著，上任西裕成二掌柜，道光三年(1823)與雷履泰共創日升昌票號，也是中國票號的創始人之一，為日升昌票號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如果說雷履泰和毛鴻回是日升昌的創業功臣的話，那么程大培是一位守業功臣，他早年在西裕成顏料莊漢口分號打雜，在一次兵亂中臨危不懼，搶救了號中的賬簿和銀兩，深得東家信任。后任分號協理、經理，日升昌開業后被聘任為總號三掌柜。輔佐雷履泰和毛鴻回經營日升昌票號，以后又任二掌柜，在號內業績累累。
如日中天
從日升昌的誕生和發展，可知關鍵在于人才。沒有雷履泰這樣的一代經理，日升昌是不會拔乎其萃的，盡管票號的產生也離不開當時的客觀條件。人才之重要貫通古今，清代是這樣，今天更如此。
日升昌開業后，快速開拓市場。按照山西商人在全國各地的分布，先后在漢口、沙市、宜昌、天津、北京、保定、太原、沈陽、庫侖、張家口、濟南、青島、煙臺、西安、漢中、開封、鄭州、漯河、蚌埠、蕪湖、湘潭、長沙、岳州、成都、重慶、萬縣、南寧、桂林、貴陽、南昌、九江、蘇州、揚州、鎮江、杭州、寧波、梧州、上海、昆明、蒙自、福州、廈門、廣州、汕頭、瓊州、九龍等近40多個省府和大商埠建立了分號，后來把分號還開設到了香港。很快占有了在外地的山西商人和其他方面的匯兌業務，實現了通匯天下的目的。
日升昌的匯兌業務，一是匯兌商款。這是主要的業務，現在還保存有大量的這方面的文書資料，詳細地記載了當時為商戶服務的業務經營情況。二是匯兌官款。主要匯兌各省上繳北京的京餉和其他官款，如同治六年(1867)，為浙江匯兌6萬兩京餉到戶部。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慈禧太后西逃，清政府要求各省將京餉匯解到山西平遙，日升昌承擔了主要的京餉匯兌業務。三是個人匯兌。即商戶以外的個人匯兌，不過這些不是主要的，匯兌業務多的時候，小宗的業務一般不做。四是存貸款。存款分公款和商戶款，有月息4厘的，也有年息4厘的。貸款有貸給個人的，也有貸給企業和公司的。
由于業務繁多，日升昌獲利豐厚，由此成為山西規模大、信用好、實力雄厚的十大票號之首。日升昌的利潤來源主要是匯兌中收取的匯水。匯水收取額是根據路程、數量、對象以及空期的多少而定。如1886年日升昌桂林分號，匯往湘潭2000兩，收上色費及匯水196.72兩；匯往重慶5000兩，收取上色費及匯水553.63兩。折合匯色率最高的達到12%，最低的是1%，一般的在9%左右。另一個來源是平色方面的收入。如清江浦分號咸豐二年(1852)，得余平色銀1218.52兩，占總收入24.53%；蘇州分號咸豐六年(1856)，得余平色銀882.02兩，占總收入的20.89%；北京分號光緒三十二年(1906)，得余平色銀1215.25兩，占總收入5%；天津分號同年得余平色銀1338.87兩，占總收入的4.42%。還有一個來源是貸款利息。月息有的高達7厘、8厘。在三種主要利潤來源中，匯水居首，放款期利次之，平色得利較少。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北京等14個分號收入總額為612759兩，其中匯水311286兩，占總收入的50.51%；放款期利285063兩，占總收入的46.52%；平色得利7540兩，占總收入的1.16%，其他9203兩，占總收入的1.51%。可見日升昌的業務以匯兌為主。
正當日升昌一帆風順的時候，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于咸豐元年(1851年)爆發，自廣西由南而北席卷全國，日升昌因分號多在南方，受挫較重。不過，這場暴風雨之后，卻是一片艷陽天。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工商業和國內外貿易迅速發展。特別是甲午戰爭之后，民族資產階級在全國掀起了實業救國的熱潮，到處創辦各種大型工業，使票號匯兌業又遇到了一個大好機會。日升昌注視形勢，緊跟生機，以求新的發展。1843年以前，中國海上對外貿易中心長期在廣東，上海很少有票號。19世紀50年代，海上對外貿易中心逐漸從廣州轉往上海。日升昌抓緊時機在上海設立分號，成為山西票號在上海的代表，也是上海金融界的先驅。至光緒元年(1875年)，日升昌在上海及全國設立了24家分號。光緒三十二年(1906)，又在全國新設立7家分號。此年日升昌14個分號收匯公款總額就達16333660兩。由于日升昌票號在全國覆蓋面廣，業務量大，年營業額可達到2000萬兩以上。到“辛亥革命發生時，存款約500萬兩，放款700萬兩”，在國內金融界享有盛名。
這一時期，是中國票號業的黃金時代，日升昌也如日中天，發展到了頂峰。衛聚賢在其《山西票號史》中曾說：山西票號“自光緒甲午后，為增盛時代，自庚子至辛亥為極盛時代�！边@正是日升昌走過的一條輝煌之路。
高原晚秋
社會安定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日升昌在太平天國農民運動中雖說沒有受到致命的打擊，但也遭到不小的挫折，所撤分號就有7處，咸豐十一年(1861)僅獲利24600余兩。但更慘淡的日子是辛亥革命之后，隨著時局不斷變動，日升昌猶如山西黃土高原上的一片秋林，在一場場寒風中枝敗葉落。
從1897年中國通商銀行成立以來，國內現代化的銀行日益增加，到1911年先后有17家銀行成立，搶占著票號的市場。與此同時，外國銀行在中國的發展，更使票號業雪上加霜。在激烈的競爭和嚴峻的挑戰面前，日升昌終于臨近倒閉。其原因：一是日升昌的分號大部分在南方，在兩次革命中均受損嚴重；二是從南方分號調回的現金，往返折扣，虧損太大；三是發放的巨額貸款收不回來，約七八百萬兩，連本金都見不到。同時，存款的商戶由于社會動蕩紛紛擠兌，致使資金周轉困難。
但日升昌倒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牽涉的債權與債務太多了。1914年農歷9月，日升昌北京分號首先關閉，蘇錫錦等20余家債權人將日升昌告到了北京地方審判廳，北京審判廳呈報司法部，司法部電知山西高等審判廳，后又轉至平遙知縣。先是決定擬以破產處理，后來決定暫免破產，繼續營業，清還債務。由日升昌原副經理梁懷文出面，于1915年1月13日赴京辦理清債，日升昌到各分號歇業為止，總債額為2045876.49兩銀。清理日升昌債務的北京債務團用了幾年的時間，歷經三次分配償債款，成效顯著。由于收回的債務款都按次分配，清理債務的經費發生了困難，一旦終止，外面的債務就不能全部收回，這樣對債權人不利。于是，債權團討論提出讓日升昌復業。司法部征得日升昌京外債權人296戶的同意，宣布日升昌于1922年9月正式復業�？偺栐O在北京，總經理為梁懷文，以收、還賬為主旨，每年分配一次償款。日升昌從此一邊營業，一邊收賬還債，走過了10余年的辛酸路。
1932年，債權人考慮到日升昌經營困難，合議決定縮小經營規模。1932年，由債權人在收回的外欠賬款中提出本銀6000元為資本，將日升昌票號改為錢莊，總號設在平遙城，屬于債權人和債務人合營性質。
日升昌票號自1823年誕生到1932年改為錢莊，經歷了百余年的風雨變遷。其中有順利也有曲折，有輝煌也有慘淡，有榮耀也有辛酸，有教訓也有經驗。盡管它在輝煌中倒落下來，但它影響了中國金融界百余年之久，促進了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是功不可沒的。
(作者為財政部財科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