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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開通的川漢鐵路。（本報資料照片） | 1909年商辦川省川漢鐵路有限公司發行了股票，與中國近代第一股——輪船招商局的股票相比，這份股票無論在形制、設計和印刷方面，可以說都有了飛躍的變化。可就是這樣一份設計印刷都十分精美的股票，誰能想到竟會成為導致清朝200多年統治倒臺、進而導致2000多年中國封建帝制灰飛煙亡的導火索——由其引發的清末鐵路“保路運動”，終至成為辛亥革命爆發的誘因呢？
興建鐵路 保中國自主之利權
在這背后，有著給人啟迪發人深思的故事。
眾所周知，1895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中中國慘敗的事實，極大的震驚了各個階層的中國人。在“痛定思痛”的過程中，思考小小的日本何以能夠打敗老大帝國的原因自然成了無法避免的課題。“變法維新”使日本由弱轉強，而修建鐵路，又被看成是日本變法轉強的中心。例如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給光緒皇帝上的奏折中提到日本富強的原因時就說：“該國變法方二十年，而國勢日強，幾與各大國抗衡。尋其收效之著，實莫如鐵路一端。蓋版圖既廣，其利不能興，弊不能去者，皆由地勢阻隔，不能相通故也。鐵路成，則萬里之外旦夕可至，小民生業靡不流通，朝廷耳目靡不洞達，山川之產靡不盡出，風俗之陋靡不盡除。使中國各省鐵路全通，則國家氣象大變，商民貨物之蕃息當增十倍，國家歲入之數亦增十倍……”。另一個總督劉坤一則視修筑鐵路為中國在十年內富強的惟一機會，他在給光緒皇帝上的“請設鐵路公司借款開辦折”中說：“究之富強之本，求其收效速，取利宏，一舉而數善備，則莫急于鐵路。鐵路之裨于軍務、商務，今已盡人知之矣。……鐵路一成，天下商務必日新月異，不十年而立致富強，中國轉圜之機，孰有外于是者！”維新派的首領，當時聲望如日中天的康有為在給光緒皇帝的上書中也大講修建鐵路的好處：“可縮萬里為咫尺，合旬月于晝夜，便于運兵，便于運械，便于賑荒，便于漕運，便于百司走集，便于庶士通學，便于商賈運貨，便于負擔謀生，便于通言語、一風俗，有此數便，不費國帑，而可更得數千萬者，莫如鐵路。夫鐵路之利，天下皆知……”。
這種對修建鐵路的種種好處達成共識的情況在中國的歷史上是少見的。也因此，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土地上掀起了一個轟轟烈烈的大修鐵路的高潮。中國的鐵路數量出現了一個飛躍，從甲午戰爭前的364公里增加到1911年的9618公里，16年時間里增加了26倍。在此過程中，除晚清政府籌集資金和借外債修建的鐵路外，還放開了民間集資成立公司修建鐵路的禁令，到1905年前后的數年間，全國有15個省份都先后創設了各種鐵路公司，籌辦各省境內的鐵路修建。“杜外人覬覦”，“保中國自主之利權”，“開富源”、“通商務”、“固邊防”等等，是各省民間鐵路公司動員民眾出資時提出的口號和目標。
其中，江浙、四川、湖南、湖北幾省境內的蘇浙、川漢、粵漢、湖廣鐵路公司是民間集資修路的幾大主力。川漢鐵路公司1903年成立，是成立較早的一家公司，先是官辦，后改為商辦。這里介紹的這份股票就是其在商辦時期于1909年發行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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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川漢鐵路股票影印件。 | 印制精美的股票
川漢鐵路股票的設計一改過去官方文告的固有模式，圖案莊重大方，上方是云龍圖案，兩條相對的瑞龍在祥云繚繞中拱衛著“商辦川省川漢鐵路有限公司”幾個正楷漢字，圖案下方是這份股票的編號“第伍百柒拾貳號”，再下面是豎排漢字，從右至左分別是公司成立的緣起和集股總數及大小股的說明(標點為筆者所加)：“本公司蒙
督部
奏準商辦，先集股本銀叁千伍百萬兩。股票分大小兩宗。大票計伍十萬股，每股庫平銀伍拾兩。小票計貳佰萬股，每股庫平銀伍兩。息單附給”。然后是對這份股票股東和股東所在地的說明：“股東集成合系
省銅梁縣”。中間是大號字“大股 壹股票”。再往左是該公司“總理
駐川、駐京、駐宜”的三個代表人的名字。最后是年月日。這里的年份原來印的是“光緒”的字樣，現在用紅色的“宣統元”三個字戳蓋在原“光緒”的字樣上，看來是光緒皇帝去世后仍然采用原來印好的股票，但在年號上進行了改動的代用品。月份處填的是“全月三十日給”，“全月”指的是什么意思尚待考證，這里僅照錄存疑。
股票的這些內容用很精巧的深綠色花邊圈圍成長方形，四個角分別各有一個大寫的“壹”字表示是一股。圖案下方正中有橫排小字“上海商務印書館制造”，表明這份精美股票的印制地點是在上海商務印書館。股票正文通過鋸齒孔與息單相連，息單共分十期，第一期處留下了“息銀支訖”的印戳。在股票和息單的兩邊各蓋有大紅的篆字騎縫章，以起到防偽的作用。在股票和息單中間處，還留有一行“銅梁縣租票戳記”的紅色印戳。
這份股票的背面右方是有關利息方面的幾種規定，總稱為“息單須知”。左邊上方是標志這份股票性質的一個火車機車行駛的圖案。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份圖案下方用中英文對照印制了一段話：“此股單照定章不得轉售或抵押與非中國人，如不遵章，此單即作廢紙”。鮮明的體現了這份股票發行時與外國進行“商戰”，抵制外國勢力侵入，“收回利權”和“振興實業”的時代背景。在這份股票背面的右上角，還有一個“第四次股東會驗訖”的紅色印戳，表明這份股票的持有人已經參加過四次股東會了。
從形制上看，這份股票不算存根，僅股票正文和息單相連部分的尺寸就有35×27厘米，足有1.5平方尺大小，可以說是一份印制精美、凝聚若干時代特點的股票。
“人人營路事若家事”
在集資修路成立的鐵路公司中，晚清政府為實行“憲政”而設的各省地方咨議局的議員，也就是各地的“紳商”發揮了重要的組織、動員和核心作用。他們號召“人人營路事若家事”，為廣泛動員民眾籌集社會資金，除采用公開招股、自由認購的方式外，他們還根據當地情況設想了種種辦法，例如在普遍采用增加米捐、鹽捐、谷捐、茶捐等辦法抽收外，四川川漢鐵路公司重要的集資方式是按收租時的租谷多少派股(上面介紹的這份股票和息單中間處有一行“銅梁縣租票戳記”的紅色印戳，表示這份股票就是在銅梁縣收租時增收租谷折成的股票，而且是幾個人“集成合”的一股)、加抽(鴉片)燈捐、土(即鴉片)厘(金)，以及官股(按各府、州、縣，分優瘠派股)作補充。湖南以路權關系“全省人民身家性命財產”，“權利義務宜均享均擔”為號召，除了議定路線所經田地“準按價作股”，傭雇人工“準照工算股”，應用各地材料“準以時價作股”外，還采取了隨糧帶征的“租股”，充任公職的湘人按廉薪多寡酌量出資的“廉薪股”，以及每年酌提房鋪租一月的“房鋪租股”作為補充等。浙江、江蘇等省工人、農民、中小工商業者以及學校師生中許多人激于義憤，節衣縮食，踴躍認股。他們實際上把認股看成是一種“愛國捐”。在這種“集腋成裘”的做法下，最直接的后果，是許許多多的基層百姓，通過各種方式成了各省鐵路公司的股東，也就是說，各省先后成立的鐵路公司，由于籌集資金方式的多種多樣，許多從未參與過這種事情的百姓成了股東，也由此，各省鐵路公司的股東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廣泛性和代表性。
干路收歸國有引發民憤
但是，修建鐵路是具有高技術含量的科技工作，并非是振臂一呼僅憑熱情就能成功的事情。由于各帝國主義國家在其中的破壞，也由于參與各鐵路公司“紳商”的品質良莠不齊和有的懷揣個人的小算盤，因此，在這期間各省鐵路公司籌集的資金雖然不算少(各省籌集的資金總共近6000萬元，其中四川一省就有2300多萬元)，但鐵路實際建設進展的情況卻不樂觀，幾年過去，到1911年時，各省建好的鐵路總共只有422公里，許多地方甚至停頓了下來，而資金方面賬目不清、資金濫用和被挪用到其它地方的情況卻所在多有。
此后，晚清政府對民間鐵路公司的態度發生變化，在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等人的鼓動下，準備改變為鐵路“干路收歸國有”，保留“支路商辦”的政策，將過去民間鐵路公司的權力收回。1911年5月干路國有上諭發布，川漢、粵漢等鐵路都屬于干線范圍，在收回之列。但是，鐵路收歸國有并非由清政府興辦，而是準備借洋債請洋人修建，這與此前各省籌設鐵路公司的初衷大相徑庭，因而首先遭到各省強烈反對，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都出現請愿、游行和罷課罷市等保路抗爭活動以及咨議局若干議員辭職以示抗議等事態。但是，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于收歸國有的補償辦法很不合理，尤其是在對川路鐵路收歸國有時的資金補償方面，被認為存在存款不還，倒賬不問，商股不與湖南湖北同等還本等等問題，“對待川民，種種均以威脅從事，毫不持平”。因此，四川保路風潮愈發強烈。1911年8月24日，川路召開全體股東大會，斥責盛宣懷等人是“奪路劫款，行同盜賊”，并宣布此后“全蜀股東不完捐稅，不納丁糧，無論政府如何逼借外債，川民概不負擔”。9月2日，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在朝廷嚴旨催迫下率一部分鄂軍入川鎮壓。9月7日，護理川督趙爾豐誘捕保路同志會首領數人。當日下午，數萬成都民眾前往督署衙門請求釋放被捕人員，趙爾豐悍然下令開槍，屠殺數十人，傷無數。釀成成都大血案，此后，川民奮起，9月8日，保路同志軍圍攻成都，附近十余州縣響應，起義者不下20萬人。9月13日，同盟會組織卭州巡防營第八營士兵發動起義。9月25日，同盟會員吳玉章等在榮縣起義，宣布獨立。
由于一部分湖北新軍隨端方入川，武漢空虛，10月10日，革命軍武昌起義成功，各省響應起義，紛紛宣告獨立。10月26日，晚清朝廷以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為“干路國有”及湖廣鐵路借款“禍首”，被清廷宣布革職，“永不敘用”。盛宣懷逃往日本。11月27日，四川宣布獨立，四川軍政府成立。
該年，大清王朝滅亡，綿延數千年的封建帝制也隨之灰飛煙滅。
當然，清王朝的滅亡，是近代以來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諸種矛盾發展激化的綜合結果。但是，它的滅亡，卻是由收歸民間鐵路公司的權利，直接傷害了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引發，須知，民間鐵路公司的股東，是由廣大的基層民眾組成，這種傷害，牽動的是千家萬戶，激起的反抗強度，一定也是晚清政府始料未及的。現在介紹的這份股票，就是引發這段歷史變遷的見證。
今天，當看見這份股票，想到那轟轟烈烈的時代變遷竟是由此引發開來時，一定會使人感慨萬千。我想，它留下的給人最深刻的教訓，應該是“事關廣大民眾最切身的利益時，必須慎重，決不能輕率對待和處理”，不知諸君以為然否？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