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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今年勞動節，“過勞模”這個新詞匯進入人們的視野。平均每天工作10個小時以上，基本沒有休息日，睡眠不足、三餐不定……工作強度可能超過“勞模”。
根據北京師范大學對京、滬等四大城市的調查，已經有7成白領成為“過勞模”。（5月8日《北京晨報》）
這個數字讓人觸目驚心。
不過，白領的“過勞模”現象，仍只是一個“點”，從常識上判斷，還有相當多的群體，如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群體，他們所付出的辛勞與獲得的勞動保護狀況，可能比城市白領還要嚴重。
實際上，從更宏觀的意義上講，中國目前有相當多的勞動者，負荷著“過勞”壓力，承受著勞動安全的危害。這已然無法用職業或階層來劃分的了。這是一個事實：當不少白領坐在空調房中“過勞”之時，還有更多的勞動者在戶外“過勞”著。當白領階層頻現“過勞死”之時，還有很多群體也出現了勞動安全問題或職業病例。
5月8日《瞭望》雜志的一則報道指出：截至2006年，我國累計報告職業病67萬余例，其中僅塵肺病已累計死亡14萬多例；1991年至2006年累計發生中毒38412例，其他職業病21708例。“一個被廣泛引用的數據是，我國接觸職業病危害因素的總人數超過2億。”衛生部副部長蔣作君在2005年的一次會議上，將職業病危害定性為“一個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和社會問題”。
一個生命所遭受的損耗或非正常消亡，并不因為他是白領或精英而更讓人痛心，也并不因為他是農民工而讓人不那么痛心。如果說，7成白領的“過勞模”現象，是一株根植于時代土壤的樹木，那么，更多普通勞動者負荷的“過勞”壓力，以及所受職業病或勞動安全之危害，則是一片不能避之不見的樹林。
那么，什么是這“普遍疲憊”現象背后真正的問題，什么是導致如此多勞動者“過勞”的原因？自然不僅僅是報道所指的“越來越大的社會壓力”。當很多群體都難以幸免于“過勞”之時，我們必須看清的，是一個中國勞動力資源可能存在“過度開采”的深層原因，是因為制度設計和某些經濟發展模式存在“低成本、低效率”運作的問題。
當下，在很多企業中，勞動力成本依然被壓得極低，職工缺乏健全的勞動保護和安全的勞動環境，企業投資又處于低水平重復狀況，生產效率非常低。這樣的生產模式，既缺乏效率，又導致整個社會的勞動力保護狀況堪憂。
此外，如果一個地方官員只追求任內的GDP增長，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招商引資、項目建設上，不注重勞動保障等民生服務，那么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勞動者，便只能通過過度勞動，拼命攢錢，以求養老、治病。
更重要的還在于，法治的不足也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對于人力資源進行過度開采的做法。一個有說服力的證據是，直到目前，“過勞死”尚未被納入我國有關職業病的法律系列之中。2004年實施的《工傷保險條例》作出了這樣的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可視同工傷。恰恰把過勞死排除在外。同時，面對強大的資本，工業化的強勁進程，以及勞動力資源相對過剩的現實，現行關乎勞動者權益保障的立法及司法資源卻明顯不足。
“普遍疲憊”，以及其所意喻的勞動者普遍面臨的勞動權益保障缺失的現狀，已是一個必須正視的社會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