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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前，《環球時報》記者陪同國內一個訪印的朋友在新德里的一家醫院看病。醫生開了劑量為四到五天的消炎和降壓藥處方，這位朋友在藥店里看到32盧比(1美元約合42盧比)的劃價后不禁大吃一驚。他又讓記者幫忙把藥店里常用藥品的價格問了個遍，結果發現印度藥價大約是國內的1/3到1/2。(《新華每日電訊》)
換算下來，32印度盧比約合6元人民幣左右。看病如此低廉的藥價，實在令人羨慕。為什么印度醫生對大處方沒興趣？原來，“重醫不重藥”是印度社會對健康醫療態度的一個明顯特征。如果病人患的是同樣的病，那么不同收費檔次的醫生開出來的處方基本不會有大的區別，藥店里出售的藥品也是完全相同。患者買到低價藥還要歸功于印度實施的醫藥分開機制，在這種情況下，藥企無法通過醫生來影響患者購買旗下品牌的藥物，提高產品在藥店的競爭力，唯一途徑便是在確保藥品質量的前提下降低價格。
相比之下，我們國內的藥價顯然高得驚人，老百姓上醫院看個感冒發燒，動不動就花幾百元；原本打青霉素即可奏效，醫生卻偏偏讓你用進口的“先鋒”。諸如此類的“大處方”和抗生素濫用由來已久。一方面，誰都難免生病，生了病得上醫院；另一方面，“以藥養醫”現象很普遍(包括回扣問題)，許多醫院藥品的利潤占到總利潤的50%。導致一些醫生“白衣天使”的形象在群眾心目中變成了“白眼狼”。
以藥養醫是導致看病難、看病貴的禍首，這是今年兩會上不少代表委員相同的看法。前不久，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也坦言要想真正解決藥價虛高的問題，以藥養醫的機制必須先解決。
誠然，面對目前許多公立醫院不具備承受醫藥分離的財力和能力的現實，醫藥分離改革會受到一定的阻力。但知難而進才有出路，改革首先要邁出步伐。而探究取消以藥養醫政策，可以通過省或市的試點，從中找出弊病所在，為全面的改革提供數據和論證。如韓國從2001年起實施醫藥分離，雖然在強力推行醫藥分離的試點過程中，遭到個別醫院工作人員的抵制，但最終，韓國將醫藥分離制度推行了下來，使公眾從藥價下降中深深受益。但面對其他國家的改革經驗，早認識到以藥養醫政策弊端的衛生部，為什么一直只扛著“呼吁”大旗，卻沒有具體措施？
不光是醫藥分離公眾深為詬病，衛生部門早將抗生素等列為處方藥，明確藥店必須根據患者持有的處方，才能出售抗生素等藥品。但實際上隨便在哪個藥店買處方藥，沒有人會問你有沒有醫生開具的處方。而在印度，一些最為常見的如止痛、治療感冒發燒等藥物都必須經由醫生的處方才能在藥店買到。同樣的要求，印度在嚴格管理處方藥方面比我國做得好，應該使我們產生必要的啟示。
筆者以為，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改革”該摒棄了。如果不實行醫藥分開、提高醫生技能的含金量，充分調動醫護人員的積極性等方面切實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禁絕大處方、藥品降價就很難實現。百姓也就不能真正放心踏實地走進醫院和藥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