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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面對愈演愈烈的“病豬肉”短信，北京市衛生局特地出面辟謠。而警方表示，短信造謠同樣觸犯了法律。對于造謠者，如果證據充分，應分別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刑法》依法進行處罰、追究其法律責任。造成嚴重后果的，最高可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月16日《北京日報》)
面對“病豬肉”“謠言”，有些市民和公眾通過短信這種形式，善意提醒朋友、同事，從而導致傳播“愈演愈烈”，你可以認為是非理性的。但趨利避害是人面對災難的一種本能和自然選擇。對于人的一種本能的自然的選擇動輒“治罪”，是鹵莽的，也是違法法治精神的。因此，筆者認為，面對謠言，公共管理部門和政府首要和最需要做的，并不是追究責任，動輒判幾年刑的問題。人們相信小道消息反映了政府公信力不足、信息發布不及時。警方應把精力放在減少病死豬肉流入市場，應該從政府信息透明上做點事吧或進行自我反思，而不應該禁止百姓和民眾出于善意的相互提醒。
而事實上，1月15日CCTV《焦點訪談》關于河北省新樂市邯邰鎮一些村子的不法商販將死豬肉、母豬肉加工后，以低廉的價格銷往保定、石家莊、北京等地的報道，說明在民眾和市民間愈演愈烈的“病豬肉”短信謠言，并非純粹是空穴來風。顯然，公共管理部門置這一事實于不顧，卻一味地埋怨市民和公眾不理性，并拿出一副欲加之罪的做法，就如同廣州市某部門將在市民中出現的“食品安全恐慌”，歸罪于“媒體的錯”(1月15日《新快報》)一樣，這不是一個責任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門所應秉持的氣度與風范。
其實，這種恐慌和謠言傳播的愈演愈烈，在本質上其實是公眾對于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門的一種信任危機，是個體對自己所處的環境喪失信任之后的應激性反應。這種反應，這種所謂“謠言”，即使沒有“短信”這個“第五媒體”，也會通過其他方式和渠道傳播。一方面是CCTV等媒體的明察暗訪，一方面是衛生局的“辟謠”，對于這樣一個“悖論”，公共管理部門應該有理有據的發出權威的聲音，以此來消除人們的疑慮和愈演愈烈的謠言。反之，如果不正視公共信息的這種嚴重失衡，不正視公眾處于信息饑渴的現實狀態，而只是一味“治罪”和打壓所謂“謠言”，只能適得其反。
在這樣情況下，就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那就是導致謠言愈演愈烈，理性就有可能為非理性所代替，并從而出現和凝聚成一種集體的非理性。而應對這種集體非理性的有效方法，或者說是培育公共理性、確保責任政府理性精神的根本，就在于責任、透明和公開。換句話說，公共管理部門和責任政府才是公共理性的承擔者。具體到“病豬肉”短信謠言這一公共事件中，對于謠言的愈演愈烈，其應該承擔責任的，恰恰不是市民，不是短信的傳播者，而應該是公共管理部門，是責任政府以及其負責、公開和透明的行動。
有人說，理性的政府不但有面向公眾說話的勇氣，而且面向公眾說話時要張弛有度，平衡得當。筆者認為，在“病豬肉”短信謠言愈演愈烈的關口，公共管理部門的“判刑”論顯然沒有掌握好“張弛有度，平衡得當”的公共管理藝術，不但不能服眾和平息“謠言”，而且這種治理思維，也在根本上背離了誠實、負責的現代公共行政精神。總之，責任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門才是公共理性的承擔者。如果沒有值得民眾信任的政府，便不會有理性的公民；如果作為公共理性承擔者的政府也失去理性，謠言和小道消息就會大有市場，而市民和公眾在這種謠言面前失去公共理性，出現集體的非理性，也再正常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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