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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6日，是深圳等最早一批中國經濟特區30歲的“生日”。在這“三十而立”的節點關口上，本報記者專訪來自北京、廣州、深圳等地的多位學者，對中國經濟特區中發展最為成功、在國內外最為知名、甚至被譽為“中國模式”標志之一的深圳特區“把脈問癥”，深入了解這個城市當前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嘗試尋找突破“特區困局”的道路與途徑。
特區不特 深圳的擔憂與焦慮
三十年前，誰也沒有料想過，一個人口和自然資源都極其匱乏的小小縣城，竟會創造出人類發展史上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奇跡，崛起成為一個全球矚目的現代化國際都市。然而，在建立三十周年的這一刻，在輝煌成就背后的深圳卻彌漫著一股焦躁不安和憂心忡忡的情緒，這是來自北京、廣州和深圳的經濟專家的一致判斷。
從最直觀的經濟數據上看，讓經濟特區一直引以為豪的“深圳速度”近年來在國內已毫無優勢可言。“天津近幾年來的經濟增長率每年均在16%以上，深圳的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大概是11%左右”，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坦言，“一個經濟特區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來支撐，那么特區的優勢體現在哪里，就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了。”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所宏觀經濟室主任黨國英表示，從要素配置的角度看，由于經濟特區是在計劃經濟時代下中國向世界打開的一扇獨特窗口，中央為此給深圳等經濟特區提供了一系列獨特的優惠政策，因此深圳相對國內其他地區在制度、資本、勞動力乃至土地開發等方面都有天然的優勢。然而，當中國經濟向世界全面開放之時，尤其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這種政策優勢已經逐漸蕩然無存。
“創造特區就是為了讓特區經驗給全國分享，總給某些地區特殊政策，別的地方還怎么發展啊？”黨國英分析說，“從某種角度說，創辦特區的初衷就是為了讓特區‘不特’，讓全國來學特區。在中國全面走向世界之后，特區‘窗口’意義下降，這塊招牌現在已經不再包含多少政府資源，深圳必須跳出‘特區’思路。”
在記者的采訪過程中，最為令北京、廣州、深圳三地學者擔憂的，是身為改革開放標桿的經濟特區，近年來明顯出現了改革動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改革阻力加大的現象。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郭萬達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過去改革的主要動力很明顯，那就是改變貧窮的狀況，現在深圳人均GDP超過1.3萬美元，很快就成為世界級的發達經濟區，那么未來深圳特區發展的動力在哪？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承載瓶頸 “四大難以為繼”持續惡化
2005年，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李鴻忠曾經旗幟鮮明地提出，深圳保持經濟持續較快發展明顯受到土地空間限制、能源和水資源短缺、人口膨脹壓力、環境承載力等“四大難以為繼”的瓶頸性制約，急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突破增長極限。然而，時間過去4年多，“四大難以為繼”的老問題不僅沒有緩解，反而不斷惡化。
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提供的資料顯示，深圳總面積為1952.84平方公里，其中接近50%的面積是保護性用地，不允許開發，可建設工地有931平方公里，目前深圳剩余可開發用地還不到200平方公里。按照傳統土地開發速度，深圳在今后數年將面臨無地可用的局面。
譚剛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深圳GDP增長在30年間都是伴隨大量的新工廠不斷產生，以土地空間不斷放大為代價來換取的。因此，現在怎么整合村一級數以百計的產業園，怎么把分散的雜亂無章的廠房整合起來，變成一個上檔次的集約化程度高的產業園區，是深圳面臨的一個大難題。
此外，深圳的能源和水資源也難以為繼。深圳是全國七大嚴重缺水城市之一，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已經下降到20年前的1/18。
“深圳的城市已經不堪人口重負，現在深圳居住和租住的總人口超過1400萬，可是戶籍人口還不到300萬。”深圳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世平說，“未來十年、二十年，按這個速度發展下去，深圳總人口超過兩千萬都有可能，這將給深圳帶來極大的社會民生壓力，甚至直接危及城市化進程。”
深圳的環境容量也已嚴重透支。根據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2009年進行的調查，深圳特區多條河流污染嚴重，陰霾天氣超過一年時間的1/3，成品油等原材料價值高位運行，電力供應緊張，房地產價值漲幅較快，對深圳企業生產、市場供應和產業結構調整有較大影響。“這幾年深圳吸引外資的規模有所放緩，與蘇州、天津的距離進一步拉大，這說明土地等要素瓶頸問題已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投資的吸引力和工業發展后勁，”鐘堅說。
優勢變劣勢 始料不及的新挑戰
誰也沒有料想到，最讓經濟特區自豪的外向型經濟竟會變成容易損害自身的新問題。在全國大中城市出口貿易排行榜上，深圳已經連續17年雄踞全國第一的寶座。然而，廣東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宋子和卻認為，深圳經濟發展的國際化程度高雖是不爭事實，但另一方面也說明特區經濟很容易受到國際經濟變化的影響，這種發展方式實際上潛藏“浮萍經濟”的危機。
“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嚴重依賴國際市場的地區容易因國際風險加大而陷入經濟停滯”，宋子和說，“深圳特區怎樣避免自己的外向型經濟變成一種‘無根經濟’，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勞動力阻滯效應”是深圳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難以回避的另一把“雙刃劍”。在三十年來，中國內地廉價而豐富的勞動力不斷涌入這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使得深圳人口以驚人的速度膨脹，并帶來制造業和加工業的繁榮局面，但從長期角度看，這種情況卻在緩慢地阻礙深圳特區的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
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分析說，深圳的產業層次依然存在問題，在世界分工的產業鏈條上深圳仍是處于較為低端的位置。
持有類似觀點的鐘堅也說，高新技術產業確實已經成為深圳第一支柱產業，但現階段還存在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比重偏低、增加值率偏低、對地方財稅貢獻偏低等突出問題。從高新技術產業內部結構看，IT產業一家獨大，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醫藥等其他高新技術產業相對薄弱，由于工業企業的同質性和高度外向型，受國際市場的影響非常明顯。
二次改革 深圳下一個三十年路在何方
“2015年，生產總值要達到1.5萬億元，人均年收入從2.9萬元增長到4.9萬元”——這是深圳近日提出的發展目標。專家認為，深圳特區過去那種靠土地和簡單的招商引資發展經濟的方式已經難以復制，如今的特區需要新一輪的變革，通過內涵的提升、人口素質和綜合實力的提高來促進城市的發展。
譚剛透露，目前深圳正在布局新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五年這些高新科技產業可能進入高速成長期。“從產值率角度來分析，高新技術產業目前產生的稅收和地方財政肯定比不上一些傳統企業，特別是房地產”，譚剛對記者說，“但是，當高新技術企業發展壯大之后，每年的貢獻就不是傳統企業可以相提并論的了。如華為每年對深圳的稅收貢獻有好幾十個億。”
鐘堅認為，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是深圳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克服要素制約和增強發展后勁的必然選擇。“相比傳統制造業而言，現代服務業有利于減輕自然環境損害、減少自然資源依賴、發展循環經濟。無論如何，從數據上看，深圳各主要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已經位居國內大中城市前列，已經具備了加快服務業發展的基礎和條件，為實現經濟結構由工業經濟為主向服務經濟為主的新跨越奠定了堅實基礎。”
鐘堅對記者說，“我個人認為，深圳過去三十年最大的失誤就是對教育科學事業重視不足，和‘亞洲四小龍’差得不是一星半點。香港有7所大學進入亞洲前100名，新加坡有4所，這兩個城市的競爭力在全球近年來均在前十名之列。深圳政府雖然重視教育，但是和他們相比還是有很大的差距，深圳的教育投入僅占GDP的2%，比全國平均水平都低。文化沒有科教先行，是無法立足的。科技教育是基礎，應該優先發展。”
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們還建議，深圳在下一輪改革浪潮中應當弘揚尊重市場的風氣，持公正客觀的態度捍衛法制的市場經濟，并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進程，從而實現充滿公平正義的城市化。
長江商學院教授王一江認為，政府在市場經濟的建設過程中扮演重要而積極的角色，一方面要清理妨礙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發揮活力的障礙，另一方面也要對市場自發運行可能產生的問題有成熟的預見，主動防范經濟去做錯誤的事情。
廣東省委黨校副校長陳鴻宇認為，城市化不等于城區化，而是必須讓所有公民都享有現代的城市生活方式、獲得城市居民應有的基本公共服務，“大部分來深建設者都沒有本地戶籍，也感受不到城市居民應有的基本服務，這樣的高城市化率是不真實、不公平的。作為特區的深圳應該更加開放，讓更多的來深建設者可以享受到醫療、教育、住房等方面與本地人同等的福利。”
專家們期盼，深圳在三十年后可以給世界一個新的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