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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是第一人口大省，據河南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測算，河南的第1億個小公民將在2010年7月7日中午至7月8日凌晨誕生。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后，這個數字的到來已經整整推遲了13年。圖為河南省寶豐縣的馬街書會上趕會的群眾。新華社記者
王頌
攝 | 任何一項政策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需要根據變化了的形勢進行適時、靈活、穩健的調整。我國計劃生育是一項我國基本國策，但是它的目標、內涵、措施同樣需要隨著時代發生變化。解決中國人口問題至少需要幾代人努力。
中央曾設想2010年后調整人口政策
1970年全國總人口規模超過8億。1971年中國政府(指國務院)首次把控制人口增長的指標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1975年，毛澤東指出：人口非控制不行。為此中國政府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量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生育政策。
1980年鄧小平同志指出，人口政策是帶有戰略性的大政策。黨中央決定實行更加嚴格的生育政策，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當時黨中央的決策主要是出于兩方面考慮：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長使全國人民在吃飯、穿衣、住房、交通、教育、衛生、就業等方面都遇到越來越大的困難，使整個國家很不容易在短時間內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二是當時30歲以下的人口占到總數的65%，之后每年平均將有大量的人口進入婚育期，因此必須要嚴格控制每對夫婦的生育數量。
我國人口增長過快的情況早已經在上世紀90年代發生逆轉。從1998年開始，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就已經降到10‰以下，在發展中國家中率先進入世界上的低人口增長國家行列。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已經是世界上人口增長率極低的國家之一，2008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已經降到5‰，更重要的是我國的婦女總和生育率已經降至到1.8以下，屬于“少子化”類型國家。我國現在面臨新的人口問題，需要及時調整人口政策。
1980年黨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就富有遠見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可以緩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這表明，過去30年的人口政策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政策，這一代人為落實基本國策作出重要貢獻和犧牲，“舍小家，顧國家”。30年后我們需要根據黨中央的戰略設想和對人民的政治承諾，適時、靈活、穩健地調整人口生育政策，再花上一代人的時間，從“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向“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軟著陸和轉變，從而使得我國的實際生育率略有上升、接近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即婦女總和生育率穩定在2.1左右，讓以后幾代人既可以“顧小家”，又可以“顧國家”。從長遠來看，可以逐步實現中國少兒人口、青年人口、勞動年齡人口以及總人口規模的穩定。
為何需要調整現行計劃生育政策
從人口發展規律來看，既要避免過高增長，也要避免負增長。特別是當婦女總和生育率長期明顯低于婦女生育更替水平的時候，就會導致少兒人口、青年人口、勞動年齡人口規模的持續下降，以及隨后總人口規模的持續下降。
事實上，我國少兒人口首先出現了絕對數大幅度下降趨勢，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少子化”。在1995年前后我國0-14歲少兒人口絕對數達到了最高峰，大約為3.34億人，而后便持續下降，2008年的時候減少到2.52億人，比1995年減少了24.6%，占總人口比例的19.0%。這與印度的情況正好相反，根據聯合國人口署提供的數據，從1990年起印度0-14歲少兒人口就已經超過中國，在2010年達到3.74億人，高出中國近50%，這意味著15年之后，15-30歲青年人口比重比中國高出近50%。這就需要及時調整人口生育政策，適當提高婦女生育率，扭轉少兒人口大幅度下降趨勢。（如表1）
我國的15-59歲勞動人口大約在2015-2020年之間也會達到最高峰，大約9.23億人，而后開始持續下降。最遲在2025年印度的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將會超過中國；到2050年，中國的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數大約要比印度少2.44億人。（如表2）
進入21世紀，我國在人口問題方面同時出現兩個新的發展挑戰：一個是加速的“少子化”，即婦女總和生育率的過快下降，明顯低于正常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第二個是加速的老齡化。根據聯合國人口署的預測，到2020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將占到總人口的16.7%，2050年將進一步上升到31.1%，大大高于屆時的世界平均水平(21.9%)。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我國人口政策的目標是防止人口增長過快，可以說我們已經成功地完成了這個目標。因此我們稱“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屬于第一代人口政策，也花了一代人的時間。從現在起開始實行第二代人口政策，即“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其政策目標是防止人口嚴重老化和少子化。現在看來能否實現這個目標依然是未知數，它取決于我們對未來人口政策的調整和實施機會窗口。由于1980年以來的人口政策還有很大的慣性，還有被繼續“鎖定”的可能，調整起來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是從長期成本和收益角度來看，早調整早主動，晚調整晚主動，不調整則被動。
人口增長已經不再是我國資源環境的主要壓力來源
或許有人會認為人口多是環境資源壓力的主要來源。可以說30年前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的時候的確是這樣，但是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改變。可以說當前造成我國資源環境主要壓力的已經不再是人口增長，而是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從現在看來，我們已經有足夠的能力和辦法來協調人口發展與資源環境約束之間的關系。
第一，
從貿易角度來看，我國已經完全能夠從國際市場獲得更多的資源來緩解國內資源環境壓力。在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背景下，一個國家既不能也沒有必要實現資源和能源百分之百的自給自足。并且在一個國家工業化加速過程中，能源和資源對外依存度上升也是不可避免的。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適當增加能源和資源的進口比例，也能夠緩解國內的生態壓力，減少國內枯竭型資源的開采，更好地保護生態環境。
實際上從1995年我國才開始成為初級產品的凈進口國，從2002年開始我國的初級產品進口額占GDP的比重開始迅速上升，由1.43%迅速上升到2008年的6.57%。我們認為這個比例還可以上升到10%以上。因為該比例的上升標志著我們從國際市場獲取資源的能力提高了，這也相當于進口了水、耕地、礦產等稀缺自然資源，大大緩解了我國國內資源環境方面的壓力。
第二，
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中國的資源和能源壓力。根據中國科技中長期規劃目標，我國已經在加速發展核電、風能、太陽能等清潔能源，以作為化石能源的替代品。并且根據當前的規劃，我國清潔能源占總能源消耗的比重將在2020年之前就會達到甚至超過15%。我國在新能源方面的專利數已經在世界上排到第七位，并且在世界的位次仍在不斷上升。可以說我國有希望成為可再生能源、綠色技術方面的世界上領先的創新者和應用者。這些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中國的資源和能源約束。
第三，
隨著過去幾十年里我國教育事業的顯著發展，已經形成了人口方面的兩大新優勢：人力資源優勢和人才優勢。首先從人力資源優勢來看，2005年我國15歲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達到了8.5年，同年我國15-59歲人口數為8.81億人，累積了74.89億人·年的總人力資本，這也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力資本。其次從人才優勢來看，2008年我國大學以上文化程度人口達到了8400萬人，2020年有希望發展到1.5億人，2050年甚至有可能進一步達到3億以上。更重要的是我國從事研究與開發(R&D)的專業人員規模也在迅速增加。1991年的時候我國R&D人員數量只有47萬人·年，而到了2008年就已經增長到161萬人·年，已經高于美國的130萬人·年，以及歐盟的120萬人·年。這些人力資源和人才方面的巨大優勢就為我國的技術創新提供了巨大的動力，也為我國突破資源環境約束提供了可能。
未來中國人口發展目標
人口發展戰略既要統籌考慮人口系統內部的數量、結構、質量和分布，又要統籌考慮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系統的綜合戰略。從長遠觀點看，中國應該實現人口穩定的目標，具體包括：
1、保持少兒人口數量穩定的目標。少兒人口并不是減少越多、越快就越好，而是應該保持在一定規模上。
2、保持勞動年齡人口穩定的目標。防止2020年之后的大幅度下降，特別是防止15-29歲青年型勞動人口的大幅度下降。
3、保持總人口規模。防止2030年之后總人口規模的大幅度下降。
在穩定各類人口數量的同時，我們還要不斷地提高人口素質。具體來說，包括：
1、不斷提高人口平均預期壽命。2005年我國人口預期壽命已經達到了73.0年，高于世界平均的67.6年，更高于發展中國家平均的63.7年。今后我們應該進一步提高和改善國民生活水平，完善醫療保健制度，力爭使我國出生人口的預期壽命在2020年達到76歲以上，2050年進一步提高到80歲以上。
2、不斷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2005年時我國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了8.5年，已經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力爭2020年達到11年，2050年應該超過13年。
3、不斷擴大高等教育規模。2008年我國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為8400萬人，我們應該進一步加大國家投入，并且開放民間高等教育市場，使得這一數字在2020年超過1.5億人，2050年超過3億人。
4、提高我國HDI指標。HDI(人類發展指數)指標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發布的綜合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綜合發展水平的指標，它綜合反映了經濟、健康和教育的發展程度。2006年我國的HDI指標為0.762，在179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94，屬于“上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國家”。我們應該力爭HDI在2020年達到0.88，2050年進一步達到0.95以上。
以上就是中國人口發展的中長期目標。它既包括各類人口數量穩定的目標，也包括人口質量提高的具體目標。因此，中國應該綜合采用各方面的政策，不僅是生育政策，還包括教育、就業、健康等一系列的政策，來保證上述目標的實現。
總之，中國的人口問題是一個歷史長期積累的問題。人口發展的長期規律決定了我們不可能用短期政策來將其調整。現在看來，我們至少需要花兩代人的時間才能調整過來。人口自身發展的特點和政策調整的作用所形成的邏輯可能是：1980-2010年期間，先是嚴格控制一代人；2010年之后，再主動調整一代人；先控制人口數量，后調整人口結構。因此，今后人口政策的目標應逐步轉變為以調整人口結構為主，提高人口質量為主。
[作者簡介]
胡鞍鋼，1953年生于遼寧鞍山，1978至1988年先后在唐山工學院、北京科技大學、中國科學自動化所獲工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現任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91年至1992年在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系進行博士后研究；1993年在美國Murray
State
University經濟系做訪問學者；1997年在美國MIT人文學院做客座研究員；1998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做客座研究員；2000年任日本慶應義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訪問教授；2001年在
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做訪問教授；2003年初在法國社會科學與人文學院中國研究中心做訪問研究員。從1985年起，參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領導的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并作為其中的主要研究人員，系統地從事中國國情研究，是這一新領域的主要開拓者之一。2000年初，被中國科學院和清華大學聯合聘為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該中心旨在建成國內一流的國家決策思想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