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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淮:怎樣認識當前貨幣政策與通脹間關系
    2009-06-24    陳淮    來源:經濟參考報

    ●迄今我國名義利率仍處于高位

    ●全球增發貨幣可能引發的通脹主要是“資產型通脹”

    ●防止過剩生產能力膨脹需要財政政策配合

    ●潛在的通脹危險來自于油價推動的國際糧價再次暴漲

    ●切忌把“流動性過剩”等同于資本過剩

     2009年年中,一方面,我國國民經濟已經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向好跡象;另一方面,擔憂全球以致我國出現通脹的聲音也不斷出現。很多人質疑,我國2009年上半年信貸規模高速擴張的貨幣政策是否應當持續。其中,認為寬松的貨幣政策正在導致資產“泡沫”的、全球增發貨幣會導致貨幣嚴重貶值的、信貸規模膨脹會導致低水平重復建設的聲音最為強烈。這種“未雨綢繆”的認識是有必要的。在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過程中,通脹甚至滯脹的風險的確有所孕育。但當前貨幣政策是否已經與通脹之間形成了必然的因果關系?有以下認識。

    一、迄今我國名義利率仍處于高位

    我國貨幣政策是否過度寬松,不僅要從貨幣供應量、貸款規模看,而且要從實際利率是否真的造就了低廉的資金成本角度看。
    2009年5月,我國的存款基準利率為2.25%,貸款基準利率為5.31%;與2008年同期相比,存款利率下降了1.89個百分點,貸款利率下降了2.31個百分點。但這僅為名義利率。
    2009年5月我國的CPI同比增長為-1.4%,考慮通脹因素,同期存款實際利率為3.65%,貸款實際利率仍達6.71%。國民經濟運行的資金成本并未真的大幅下降。
    不僅如此,2008年5月我國的CPI為7.7%,該期存款基準利率為4.14%,貸款基準利率為7.47%;考慮通脹因素,該期存款實際利率為-3.56%,貸款利率為-0.23%。比較可知,2009年5月我國名義利率雖然同比有所降低,但實際利率同比反而是上升的。其中存款實際利率上升高達7.21個百分點,貸款實際利率也上升了6.94的百分點!與去年同期相比,我國目前國民經濟仍處于高利率的影響下。從這個意義上說,貨幣政策的力度不是過頭,而是不夠。

    二、全球增發貨幣可能引發的通脹主要是“資產型通脹”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貨幣相對于資產價格和大宗商品價格(而不是CPI,居民消費價格)來說實際上發生了極為嚴重的通貨緊縮,即幣值大幅升值。美國道瓊斯指數從2007年10月11日14198點的歷史高位下跌至2009年3月2日的最低點6763點,跌幅達52.37%;香港恒生指數從2007年12月14日的31638點下跌至2008年10月27日的最低點10676點,跌幅達66.26%;國際原油期貨價格從2008年7月11日的最高價每桶147美元下跌至2009年1月14日的最低點每桶36美元,跌幅達75.51%!
    本次危機的本質并非是資產價格下跌,而是錢本身變得太貴了。在一定意義上說,當前的世界金融危機實際就是一次貨幣危機。全球貨幣體系相對于股市、債市、匯市、期市、油市以至樓市的價格體系來說出現了嚴重失序。目前各國央行增發貨幣的實際目標,不過是糾正這些市場中價格暴跌下的貨幣過度升值。
    如果說當前一些國家的貨幣增發將導致通脹,那么與此前的相對于居民消費價格來說的幣值縮水不同,這是一種特殊的“資產型通脹”。這種資產型通脹是必要、必須和迫切的。沒有這樣一個“矯枉”,全球的投資者就將面對沒頂之災。在產權高度市場化的發達國家,由于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從而企業的總資產大幅縮水,不僅股權持有人的財富在迅速“蒸發”,更為嚴重的是,企業負債率的急劇上升,導致債權持有人的風險也在急劇增加。如果這種“資產縮水而債務不縮水”的矛盾繼續趨于激化,全球大企業中,美國“通用汽車”式的因資不抵債破產或被迫進行債務重組的案例就將層出不窮。國際大資本就得重新“洗牌”。由此一來,不僅世界經濟復蘇將更加遙遙無期,而且全世界的政府財政都得被這樣一個“陷阱”拖垮。

    三、防止過剩生產能力膨脹需要財政政策配合

    在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下,要使“保增長”的短期政策與調整產業結構、防止過剩生產能力膨脹的中期目標相結合,關鍵不在于收緊貨幣政策,而在于財政政策,特別是與產業政策相結合的中期財政政策應有更大的作為。
    國際上有成功經驗可循。在上世紀整個70年代,日本面對的是1971年美國放棄“金本位”的“新經濟政策”和1972年“布雷頓森林體制”解體引發的日元持續大幅升值,是1973年和1979年兩次世界石油危機引發的能源價格暴漲和世界經濟衰退。但日本不僅沒有因此陷入停滯,反而實現了加速經濟趕超,產業結構從重化工業型態升級到高加工度型態和資源節約型態,外向型經濟從價格競爭階段成功過渡到非價格競爭階段,一舉成長為世界經濟強國。在日本這一段的中期政策體系中,財政手段發揮了極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在重要基礎產業實行促進主體技術、工藝、設備換代更新的加速折舊政策;對淘汰過剩產能或技術壽命、經濟壽命已經完結的固定資產提供財政報廢補貼或政府收購(即產業退出政策);在競爭效益和規模效益中堅決選擇集中優先,對兼并、重組提供政策貼息的產權金融支持等。這些經驗是值得我們在應對本次危機的政策體系中認真研究和努力借鑒的。
    在“保增長”中,貨幣政策只能保“量”、保速度、保擴張;而保“質”、保升級、保效益,要靠能夠直接影響企業投資行為的財政政策。

    四、潛在的通脹危險來自于油價推動的國際糧價再次暴漲

    當前,我國并非沒有出現新一輪通脹的危險。但這個危險并非來自于迄今的貨幣政策,而是來自于國際油價。
    我國在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的通脹明顯是一種輸入型的通脹,是國際糧價暴漲引起的基本消費品價格上漲導致的。
    在過去幾年中,我國實際上并不缺糧食。2005到2007年,我國糧食總產量分別為4.84億噸、4.98億噸和5.01億噸,2008年更創下5.29億噸的歷史最高記錄。正常情況下,我國只要有4.7億-4.8億噸的年產量就可以實現糧食市場的供求平衡。1998年,我國糧食產量曾達5.07億噸;此后,過剩的存糧曾導致糧價持續數年在低位運行,以致我們不得不采取“敞開收購、順價銷售”和“一退三還、坡地休耕”等政策來恢復糧食的合理價位。在我國糧食供給明顯過剩的情況下,2008年上半年之所以出現糧價上漲,是因為國際糧價在暴漲。在2008年上半年,國際糧價甚至達于我國國內糧價三倍的程度!
    2008年的國際糧價暴漲是石油價格暴漲推動的。當石油價格漲過每桶60美元時,從糧食中提取生物酒精就變得有利可圖。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價格的金融化、資本化、虛擬化,導致價格形成機制已經完全脫離了實物層面的供求關系,而取決于過剩資本在虛擬市場的堆積程度。國際壟斷資本、國際投機資本和國際金融資本聯手推動油價持續上漲,化石能源變得過度昂貴,大量糧食就被買去煉油,糧價就呈現為完全脫離其生產成本的持續上漲。
    當前,國際油價已再度越過了用糧食提取生物酒精的價格臨界點,即每桶60美元。且目前看,國際油價繼續上漲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油價繼續攀升,2009年下半年很可能出現新一輪國際糧價上漲,從而在我國形成新一輪的輸入型通脹。可能導致我國出現通脹的真正危險在這里。

    五、切忌把“流動性過剩”等同于資本過剩

    經濟學常識,通脹確實和流動性過剩密切相關。正因如此,在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人們多把當時通脹的原因歸結為“流動性過剩”。當前,當全世界再度出現普遍性的通脹預期時,人們質疑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很自然的。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不能把短期的流動性過剩等同于資本過剩,不能把流通過程中的“錢太多”等同于特定發展階段的社會積累能力“過大”,不能為抑制流動性而傷害經濟體的均衡擴張過程。
    本次世界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過剩;在于發達國家長期累積起來的大量貨幣資本在實業領域找不到有利的投資領域和足夠容納的領域,從而涌入虛擬市場,由此形成了過度杠桿化的“多米諾骨牌”陣。
    中國仍處于工業化、城鎮化的高潮中,也就是城市固定資產、工業固定資產大量形成的過程中。從長期、整體看,我國遠未到資本過剩的階段。在這個發展階段上,國民經濟的穩定性主要取決于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擴張的均衡性;國民經濟運行的質量主要取決于社會物質生產能力的質量。因此,過度夸大流動性過剩,以不適當的政策傷害仍處于積累和資本短缺階段的經濟體,必然導致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和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的頻起頻落、大起大落。我國的貨幣政策調整,一定要建立在中國國情的基礎上。

(作者為中國城鄉建設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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